天下第一山
一
全国的名胜古迹我不知游览了多少，但最让人流连忘返的，还是东岳泰山。这座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绝妙融合的大山，虽说没有黄山奇伟、太白山险峻、峨眉山秀逸、莫干山清凉……但它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轶北恒，五岳独尊，雄峙天东，素来享有“天下第一山”的美誉。中华大地上无论哪山哪岳，站在它的面前都会自惭形秽，卑微三尺。
泰山，又名“岱宗”“岱岳”“泰岳”……这些称谓内涵丰富，意趣盎然，本身就蕴含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气象。它以擎天捧日之姿、拔地通天之势，耸峙于渤海之滨，横亘在齐鲁大地，高而可登，雄而可亲，呼吸宇宙，吐纳风云。《诗经·鲁颂》叹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清人阮元也夸耀：“泰山，宗岳也，山莫大于之，史莫古于之。”
泰山有其貌，亦有其魂。它从远古走来，是天地间的嵬嵬支柱；它离上天最近，最方便与星斗对话；它是历史的切片、文化的标本，最能让人领受天赐之福与天教之悟。偕妻到泰山旅游，一是为了饱览东岳的雄姿，追寻文化的原乡；二是为了倾听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用古人和伟人的哲思照亮未来的征程。
李白诗云：“凭崖望八极，目尽长空闲。”泰山是人与自然的交响，是中华文化走向未来的底气所在。我们还没登山，心里生出难以名状的激动。这激动，既有对泰山无尽魅力的神往，又有即将登临的喜悦和豪情。
二
泰山之美，美于雄；泰山之妙，妙在登。来到泰山，不亲身领略这座“天然山岳公园”的风采，就触摸不到“天下第一山”的脉搏。
“泰山最险处，首推十八盘”。从对松亭到南天门，一千六百级台阶，四百多米落差，一条蹬道恰似摩天云梯，高高垂挂在南天门前。明人祁承业诗云：“拔地五千尺，冲霄十八盘。径从穷处见，天向隙中观。重累行如画，孤悬峻若竿。生平饶胜具，此日骨犹寒。”沿着祁承业描写的蹬道拾级而上，每一级台阶都有前人淌下的汗水。下午四点多，我和妻爬过三百九十三级台阶，登上了“不紧不慢十八盘”。抬头仰望，升仙坊近在咫尺，脚下的台阶却一级连着一级，似乎没有尽头。山势陡峻，峭壁悬绝，我们数着台阶向上攀登，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喘，咬着牙坚持，终于爬上了传说中“升仙”的地方——升仙坊。
小憩片刻，再往上爬就是“紧十八盘”了。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一盘比一盘险峻，一级比一级陡峭，四百七十级台阶几乎垂成六七十度。我们每登上一级台阶，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人们常把登山比作登天，实际上它比登天还难！顺着蹬道连接而成的“天梯”，我和妻爬啊，爬啊，不到山顶非好汉，泰山终于用它巨人般的臂膀，把我们托上了南天门。
南天门古称天门关，是神话传说中人界进入仙界的入口。跨过南天门便是天街，回头望望云梯般的蹬道，更加感到门楼那副楹联“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说得入“石”三分。天街这地名不知是谁起的，一条石板路直通玉皇顶，倒也显得自然熨帖。落日的余晖洒在天街上，给依山而起的楼阁、飞檐、朱门……披上了一层金黄色。朵朵白云从身边飘过，不大一会儿，大自然的生灵全都躲进了夜幕里。
在南天门住了一夜，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到日观峰去看日出。泰山日出是岱岳的一大奇观，登泰山如果看不到日出，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眼”，味道儿终究有点寡淡。难得那天万里晴空，不见一丝云，我们站在观海石上，只见天边洇出一片绯红，半轮红日猛不丁跳出海面，升腾在波涛浪谷之间。你看，造物主多像神奇的魔术师啊，瞬间变幻出一幅五颜六色的水墨画，既让人陶醉，又令人憧憬！
看完日出我们缓步下山，路边的古树频频招手致意。名山自有古树相伴，那株因秦始皇避雨树下而得名的秦松，少说也有二千二百年了。它顽强地屹立在泰山肩头，亘古及今，浩然长存。斗母宫前有株汉代的卧龙槐，树干卧地十多米，那奇形怪状的枝丫，与身边的青石同福同寿。玉泉寺的“一亩松”，用铁干虬枝编织成繁密的树冠，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古树是人与大自然的杰作，当年那些植树人，不经意间，为后世树起了一座历史纪念碑。
刚才泰山还把我们托在云外，现在又温柔地揽进了怀抱。有山的地方必定有水，山泉顺着山势而下，一跌再跌，最后跌成了瀑布或小溪。西溪孕育了不同的色彩和韵味——且看这秋日的黑龙潭瀑布，径直从百丈崖跌入老龙窝，旋即又从老龙窝涌起，欢欢喜喜冲进黑龙潭。山因水而美，水因山而灵。这灵山秀水引得文人诗兴大发，元代诗人王旭那首“我爱西溪好，披云屡往来。一川烟景合，三面画屏开”，给游客带来了多少文化趣味和美的陶冶啊！
三
泰山享有“天下第一山”的盛名，有一半缘由是因为封禅。
封禅，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举行的祭祀大典。《管子·封禅篇》释义：“封”是祀天，“禅”为祭地。《史记·封禅书》中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在古人看来，“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天高不可及于泰山”。泰山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借天威佑君，扬皇恩安民。
三皇五帝时，就有巡狩的传说。巡狩是一种带有区域视察性质的活动，意味着远古对泰山的崇拜，已从自然范畴进入政治范畴。这种礼仪经过后世帝王的传承，接力赛般演变成了封禅。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认为君权神授，自己的统治得到了上天委命。于是，他在公元前219年夏，亲率三万人马到泰山朝拜，由此拉开了封禅的帷幕。秦始皇把“柴望”祭祀改为国家大典，向神灵报告自己扫清六合、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祈求上天护佑秦王朝江山永固，基业长青。立于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西侧的那通《秦泰山刻石》碑，记录了当时封禅的盛景。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千余里”，巡行北疆，然后到泰山设坛封，把封禅大典演绎得空前绝后。为了纪念这次盛典，他特意改年号为“元封”。面对巍峨峻拔的泰山，他在感叹“高矣，极矣，大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的同时，还给后人留下了明堂、汉柏、无字碑。
汉光武帝封禅之后，泰山寂寞了六百余年。公元665年十月，唐高宗率文武百官，扈从仪仗，浩浩荡荡开到了泰山。他祭祀天地，分封祀坛，诏立“登封”“降禅”“朝觐”碑。而今，立在岱庙碑廊里的那通“双束碑”，好似并栖的鸳鸯，佐证着武则天的政治抱负和她与高宗皇帝的爱情。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唐玄宗“封祀岱岳，谢成于天”，首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亲书《纪泰山铭》，勒于岱顶的大观峰。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开封禅诰文昭告天下之先河，让黎民百姓看到，封禅是皇帝替天行道，祈求国泰民安。
到了北宋，宋真宗将泰山神的爵位升格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并在唐摩崖刻立《谢天书述二圣功德碑》，昭臣下撰《奉祀坛颂》《社首坛颂》和《朝觐坛颂》，并立碑纪铭。
1008年，泰山送别真宗皇帝后，封禅大典虽然改为告祭，但祭祀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从秦汉到明清，前往泰山朝拜的帝王，少说也有十几位，光乾隆皇帝就去了十多次。
泰山“气通帝座”，是中华大地上唯一被皇帝封过禅的大山。世界上还没有哪山哪岳接待过如此众多的皇帝，也没有哪山哪岳被至高无上的天子叩拜！
四
泰山“五岳独尊”，名扬四海，与名人登临有很大关系。古往今来，名人与大山结缘，大山才会知名；名人在大山留踪，大山才有文化内涵。
二千五百年前，有着“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之誉的孔子，多次登临泰山，在眺望与沉思中寻觅思想灵感，锤炼人格意志。“孔登岩”“瞻鲁台”“孔子登临处”石坊、“孔子小天下处”碑、“泰山孔庙”等文化遗迹，成了泰山的文化符号。以至于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孔子赋予泰山博大的儒家情怀和价值寄托，司马迁、曹植、谢灵运等文化名人也为泰山所动，留下了一篇篇天然文字。开元二十四年（737年）二月，杜甫初登泰山，随口吟咏的《望岳》，一不小心就成了千古绝唱。这首七律以诗人独具的心灵感受抒发性灵，教化人格，将泰山诗提升到了至高至美的境界。乾隆年间泰安知县何人麟、光绪年间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嘉庆年间山东巡抚铁保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一氓，分别以草、篆、真、行体书写的《望岳》诗碑，巍然屹立在泰山东路，免费给游客提供滋养心灵的营养剂。
杜甫作《望岳》两年后，“诗仙”李白登上了南天门。他感于心，动于情，《游泰山六首》以超然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目览泰山万千气象于方寸，以写意山水法描摹这座自然之山、情感之山和心灵之山的风貌，在缥缈奇逸、自由舒放的意境中寄托情思。他用感情、阅历和智慧酿制的名句“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成了游客最入眼的一处人文景观。
诗是中华文化最具心灵价值的艺术创造，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到了元代，大诗人元好问借泰山抒发情感，慰藉人心，他那首《登岱》，以“泰山天壤间，屹如郁箫台。厥初造化手，劈此何雄哉”，状泰山之雄姿，形象生动，韵味绵长，似乡愁浸润着读者的心田。
泰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历代散文家纷纷以有温度、接地气的笔墨，为泰山营造自由、自觉的美学世界。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除记述汉光武帝封禅外，还描绘泰山的宏伟景象，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游记文学”。元初散曲家杜仁杰的《天门铭》，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三字经”——“五岳峙，真形露。惟岱宗，俨箕锯。仰弥高，屹天柱。浩千劫，空来去。谁为凿，起天虑。匪斤斧，乃祝诅。一窍开，达底处。十八盘，盘千步。荠初吐，抱围树”。语言朗朗上口，生动传神，是古代泰山散文中的经典之作。
明朝是泰山散文创作的鼎盛期，先后诞生了王世贞的《游泰山记》、钟惺的《岱记》、张岱的《岱志》等佳作。清代描写泰山的散文，首推姚鼐那篇《登泰山记》。“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绘声绘色的描写，恐怕今人都难以写出。到了现当代，徐志摩的《泰山日出》、杨朔的《泰山极顶》、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冯骥才的《挑山工》、汪曾祺的《泰山片石》等，也以人情味和佛祖心，把泰山的文化价值存盘在读者的脑海里。
泰山之重，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之重。泰山的文化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五
如果说，泰山是蕴含山水之乐和生命真谛的一部“天书”，那么，这部天书中最绝妙的篇章，当数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既突出周围地貌的主题，又隐身于山水之间，就像人与自然互动中的画题或钤印。泰山的摩崖石刻无论数量还是文化价值，没有哪山哪岳能够与之比肩。行走在崎岖蜿蜒的盘山道上，崖壁上的石刻犹如放电影一般，一帧连着一帧，让人目不暇接。那里几乎无石不刻——大者洗削整面石壁，写洋洋文章；小者暗取缓平之处，留一字两字。二千二百多处摩崖石刻，真、草、隶、篆诸体荟萃，名家手迹行云流水，佳句名篇洋洋大观，堪称中国书法艺术的天然宝库。
见证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唯一实物《李斯小篆碑》，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有价值的泰山刻石。经过二千二百多年风雨洗礼，当年篆碑上的刻辞已经一字不存，只剩下秦二世题刻的十个残字。鲁迅先生称《李斯小篆碑》：“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我们今天能在岱庙目睹这块“天下名碑之最”，不能不说是难得的造化！
玉皇顶盘路东侧的唐代摩崖，是帝王贤达向天倾诉思想和情感的舞台。七十多处历代题刻，字体或遒劲婉润，或凝重冷峻，或飘逸潇洒，或浑厚苍劲，几乎都是中华文化的艺术珍品。唐玄宗御刻的《纪泰山铭》与“五岳独尊”“登峰造极”“擎天捧日”“仰观乾坤”等大字石刻，更显皇家帝王的气派。《纪泰山铭》高十三米三，宽五米七，刻一千零八字，铭曰：“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为天子，代去不留，人来无已……”今日读来，仍能感受到唐玄宗“思如泉而壮凤、笔为海而吞鲸”的浩然之气。《纪泰山铭》是汉代以降帝王摩崖石刻之最，历代书法家称其“形制雄伟，文辞雅驯，波磔自然，殊异美特，若鸾凤翔舞于云烟之表，为之色飞”。
沿着泰山中路的一条岔道，我们蜿蜒而下来到经石峪，只见一块三千平方米大小的石坪上，刻着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齐僧人所刻的这部经文，现存一千零六十七字，每字直径五十厘米，铭深一至二厘米，古人称其为“大字鼻祖”。古往今来，摩崖大字都是刻在石崖上的，但刻在山谷间平铺的石坪上，世所罕见。经字似乎也有佛性，北齐人用这种方式表达思想，给后人以极大的艺术震撼力。我们低头看那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似乎觉得，大字深得北方之气，兼呈山石之力，堪称一部雄伟壮观的石头书。它寄托着多少代人的理想、情感和思考啊！北朝时，凿窟、刻碑成风，那些雕像、刻经、墓志、碑铭、摩崖、像记、山诗……都是当时文化重建工程的组成部分。经石峪，以有仪态、有表情的生命基元，塑造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就凭这一点，我们即使不去南天门，不去玉皇顶，也值得到那里饱饱眼福！
造物主造就了泰山雄伟的山体，人们就在这石头上填刻思想，修炼人格，寄予情感。摩崖大字是泰山最恢宏的文明史，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等待后人耐心翻阅。
六
泰山如诗如画，似真似幻，是文化和自然的双重景观，中华民族的精神圣殿和心灵家园。它用血液和思想滋养一代又一代人，让每个仰慕中华文明的游客，从灵魂深处涌起深切的向往。
泰山是神灵和历史的物化存在，融摄着文化与人的现实关照。正如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所述，它“在大地上”，就意味着“在天空下”“在神灵前”，并包含着“向人之并存的归属”。
泰山是中华民族的国山，是中华儿女言说不尽的百科全书。它博大精深，浩瀚灿烂，有讲不完的故事，也有抒不尽的情怀！泰山是美丽的中国梦。走进泰山，就是走进历史，感悟中华文明的心率；走进泰山，就是寻找来路，书写未来辉煌的画卷！
啊，泰山——天下第一山！
啊，天下第一山——泰山！
最美是庐山
大自然以其绝妙神奇的排列组合，将山水草木装扮成一个个“美育课堂”。经过对称、奇巧、和谐等因素的演化和开发，它们就像植物释放氧气一样，不停地向游客挥洒着美感。来到庐山，我们仿佛感到，这里的景观都是从地母的筋骨中“蹦”出来的，每一处都洋溢着造化之奇、天籁之妙、文化之韵！庐山东偎鄱阳湖，南靠滕王阁，西邻京九大动脉，北枕滔滔长江水，是一座从远古走来的文化名山。“峨峨匡庐山，渺渺江湖间”，造物主赋予它的雄奇、苍润、浪漫与诗意，让我们欣赏到了什么是美，什么是美的理想和美的追求。
庐山，是人与自然的交响乐，是中华大地上最经典、最壮美的诗。
一
汉阳峰临江接湖，独傲大地，成就了庐山“磅礴五百里，奇秀甲江南”的盛名。奇秀的峰峦、奇幻的云海、奇丽的飞瀑、奇绝的园林，瞅一眼都让人心驰神往！
五老峰俨若五位垂眉入定、神态栩栩的老翁，远远望去，前有层峦叠嶂，后有鹰旋深涧，旁有斧削悬崖，侧有峡谷激流，高峻挺拔，雄伟险峻，犹如一束仪态俏丽的金芙蓉。李白诗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五老峰五峰嵯峨，长年累月凝视帆影点点，倾听鹤鸣声声，最能体味庐山的情怀和神韵。长江如带、鄱湖似镜，水光潋滟、峰色万层，宛若一尊巧夺天工的盆景。清人曹龙树赞曰：“东南屏翰耸崔巍，一柄芙蓉顶上栽。四面水光随地绕，万层峰色倚天开。”
绝壁、云海、瀑布为庐山“三绝”。观赏庐山绝壁，龙首崖和石门涧最佳。龙首崖坐落在大天池西南侧，拔地千尺，悬壁峭立，可谓“天池之石斗奇骨，拔地参天皆怒立”。从观龙亭仰望，只见绝壁有如巨龙昂首，直冲云霄；俯瞰石涧峡谷，深渊百丈。素来有“匡庐绝胜”之称的石门涧，是由奇峰、怪石、飞瀑、碧潭、幽洞、秀壑连缀而成的自然胜景。峰峦削壁千仞，如剑插天尺，争雄竞秀，纵有鬼斧神工的本领，也难劈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奇峰、奇石、奇境！
云海是庐山的一大奇景。古诗云：“庐山云海景观奇，变幻无常千万姿。刚作浪涛腾汉海，又成瀑布泻天池。”庐山一年四季弥漫在云海中，那团团若絮、蓬蓬如棉的云雾，时而似烟，时而像海，时而层层叠叠，时而乱云飞渡，形态各异，变化莫测。难怪苏轼感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含鄱口是观赏云海最理想的所在。走在弯曲的山路上，不知从何处涌来的云浪，起伏着，翻腾着，簇拥着，奔跑着，一会儿缓缓飘升，一会儿飞泻而下，我们伸手去抓，只觉得它柔软、飘忽；松开手，却又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这首绝句使庐山瀑布名扬天下。庐山瀑布集中在秀峰，那里石秀、峡秀、潭秀、林秀，瀑布更秀。最负盛名的三叠泉瀑布，上级若飘雪拖练，中级如碎玉摧冰，下级似玉龙走潭，宋人白玉蟾曾以“九层峭壁铲青空，三级鸣泉飞暮雨”“寒入山谷吼千雷，派出银河轰万古”来形容它的气势。南宋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的风采，但走近它，就得把极度的虔诚和汗水交给庐山，甚至把生命的脉动与庐山熔铸在一起。不知什么原因，他“此生无由得至其下”，只好请画家临摹给他。“游圣”徐霞客是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他名山必登，名川必访，可惜明末江山如晦，风雨飘摇，难以淡定的心不可能产生出太深的感悟。庐山瀑布虽然没有贵州的黄果树瀑布雄浑瑰丽，没有湘西的流沙瀑布细腻柔美，没有雁荡山的大龙湫瀑布落差大，但由三叠泉、石门涧、卧龙潭、碧龙潭、神龙潭、乌龙潭、黄龙潭和玉帘泉等瀑布组成的瀑布群，却最妖娆、最浪漫、最富有诗意。
庐山的山水美，是庐山奉献给中外游客的“精神盛宴”。它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既帮助人们认识和感知山水的俊美，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创造，又以天然、真挚的本色解读人生真谛，诠释生命的意义。来到庐山，我们迷恋，我们忘情，竟有点如醉如痴，不想离开了。
二
庐山之美，美在文化。何谓文化？马克思说，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以文化人”。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它植根于人类创造的世界，并以旧邦维新的自信，传承文化的特质、风度和价值追求。
庐山文化是中国山水文化的缩影，文人墨客对庐山抒情写意，使“匡庐奇秀”由自然高峰跨上了人文高峰。新加坡有位学者评论：“如果说，泰山的历史景观是帝王创造的，那么，庐山的历史景观则是文人创造的。”庐山的文化美，是诗化的神韵，“人化”的性灵。
作为历代文人的隐潜处，陶渊明、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诗文大家，沿着司马迁攀登过的樵径，争相投入了庐山的怀抱。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也在山崖间朗笑声声，开始了他对宇宙生成论、“至诚”“文静”道德论的沉思。庐山西南石耳峰下的圆通寺，据说是唐后主李煜所建。那里山碧而窕，水细而深，林茂而翠，是一个山环水绕、意幽境美的所在，唐宋八大家至少有一半到过那里。我们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人文胜地。
苏轼初上庐山，虽然“发意不作诗”，但庐山用特殊的礼仪向他致敬。感动之余，他在翠环秀绕的山道上陶冶灵魂，熔铸诗情，不知不觉把感情的潮水化成了诗行：“自昔怀清赏，神游杳蔼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山性即吾性，水情即吾情。灵感触动着苏轼和一座名山的灵魂，营造了一种尚文爱智的氛围。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文化气场，以至于后人把享受文化的时光，当成了弘扬文化的节日。
名山有鸿儒，秀水蕴群贤。庐山与名人结缘，才有人文意义；没有名人光顾，庐山山水固然在，但不会有韵味风情、文化内涵！
陶渊明以恬淡之心写庐山清辉，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风，影响了以后上千年诗坛。东晋诗人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是我国最早描写庐山的山水诗。他的诗名虽然赶不上陶渊明，但诗人形庐山之物象，贯天地之形神，对庐山所做的诗化奠基，使庐山的文化浓度不知高出其他名山多少倍！李白曾五次游览庐山，为后人留下了十四首诗。他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五老峰》《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等诗篇，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极品，庐山也因此驰名天下。秦汉以降，一千五百多名诗文大家被庐山征服，他们创作的四千多首诗，是庐山物象在诗人心底掀起的波澜。
自古以来，“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相融相通，犹如一对孪生姊妹。但绘画是二度空间艺术，它比之于诗歌，显然更富于形象的空间感、立体感和视觉美。东晋水墨画鼻祖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意味着一个美学思潮的崛起。山魂如诗，水魄似画。历代丹青大师有感而创，将独特的艺术体验以情景交融、物我皆意的境界，创造出“画中有诗”的灵动之美。五代荆浩的《匡庐图》、明朝沈周的《庐山高图》、清代石涛的《庐山观瀑图》、现代张大千的《庐山图》等画作，也尽显自然之美，尽得诗画之趣，张扬着“诗画合一”的艺术魅力。
庐山因名人愈加知名，名人因庐山佳话迭出。庐山是田园诗、山水诗和山水画的策源地，诗画大师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赋予它独具特色的文化美和艺术美。文化，不仅是庐山的价值和精魂，更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它给人的心灵以启迪，给人的精神以力量。秀甲天下的庐山，将因文化变得更俏、更美，更有内涵！
三
庐山之美，最终美在故事。故事是感染人、打动人的首要元素。寄情庐山水，固然美不胜收，但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听一段就会激动三天！
我到过五岳之首的泰山，它的皇家气派尽管令人景仰，却难有关于生命的感悟；我爬过宗教圣地峨眉山、九华山、三清山、五台山……那些名山虽然清幽灵秀、圣光普照，但在其中游览探幽，总有一种虚无缥缈的神秘感。到了庐山我才明白，山水跟人一样，有了不同寻常的经历，才显得厚实深沉，富有灵性；有了以人为中心的故事，才显得神秘奇特，扣人心弦。我去过的那些山，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虽然让人如醉如痴，它们的故事却没有庐山可触可感。
庐山的故事，是远古与未来的绝响，是生命的声音、身边的感动，也是破译精神密码的钥匙；庐山的故事，最能释放超越时空的文化力量，最能抵达人心，引发游客强烈的共鸣。
比如，东晋佛学宗师慧远建东林寺，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净土法门”，使庐山成为古代重要的宗教圣地。位于庐山天池山西麓的仙人洞，相传是唐代名道吕洞宾修炼成仙的地方。1961年，毛泽东同志题诗《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使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山洞名播四海。白居易在大林寺吟咏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几句俚俗式的诗造就了一处名胜——花径。南宋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和理学研究的学府，代表了宋明理学的使命和精神。
比如，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庐山第四纪地质地貌为研究对象，他所开创的第四纪冰川学说，演奏出一部地质学的世纪交响乐。1934年，植物学家胡先骁、陈封怀、秦仁昌等人在庐山创建中国第一座亚热带山地植物园，集中了三千四百种珍稀植物。嘉木奇树的秀色，展示着异域他乡的姿韵；异花珍卉的芬芳，带来了天南地北的风情。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赞叹：“庐山植物园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植物园。庐山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一座金山，庐山植物园就是金山上的‘金园’。”
比如，20世纪初，欧美各国驻华使节和传教士借得名山避世哗，在庐山建造不同风格的别墅群。蒋介石从1934年起，每年暑期都到庐山办公，庐山成了国民政府的“夏都”。英国巴莉太太所建的“美庐”，因蒋介石夫妇和毛泽东同志先后住过，显得特别有纪念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三上庐山，在那里召开中央全会，从此，庐山由人文名山、宗教名山，变成了一座政治名山。
……
庐山是一座集风景、文化、宗教、教育、政治为一体的千古名山。庐山的美，归根结底美在故事。那些千古流传的故事，哪怕一个片段、一个传说，也是进入历史风情的渡口。到了庐山，当你听到古人陶渊明、谢灵运、李白、苏轼的故事，今人毛泽东、郭沫若、李四光、蒋介石、彭德怀的故事，洋人赛珍珠、李德、哈特的故事……肯定会在心底掀起波澜，甚至让你激动得食不知味、夜不能寐。这些故事不管委婉动人，还是舒畅温馨；不管振聋发聩，还是惊心动魄，其中都孕育着文化的精灵。放飞这些精灵，你更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其实，一个故事就是一本教科书。它引领你启迪智慧，开阔胸襟，不断加深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故事，是庐山的精气神，也是庐山比其他名山吸引人、感动人的所在！
在庐山边走边看，边体味，隐隐中又觉得，庐山是美的化身，是最美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文化气象。像种子发芽需要土壤一样，这种美的力量，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
最美是庐山！庐山的美让人想拥抱，想珍藏，想天人合一，想源远流长。
长城啊，长城
一
长城，东饮渤海水，西抵戈壁滩，行经十五省、四百零四县，绵延二万一千多公里，犹如横亘在祖国北方的一条巨龙。如果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那么，长城就是炎黄子孙的脊梁。
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屏障，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前哨，长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绝唱，也是人类伟大力量的象征。它宛若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法国的罗浮宫、印度的泰姬陵……是中华民族千年沧桑的丰碑，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长城在人们眼里，早就是军事与战争的化身。在中国古代，或出于生存危机，或出于利益分配，族群之间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学者统计：在过去几千年间，世界上平均每两次战争爆发的间歇，最多九年。秦灭六国后，秦始皇针对北方匈奴的掠夺和滋扰，“因地形，用险制塞”，修筑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秦长城。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时间最长的朝代，汉武帝修筑的长城，在防御外侮的同时，也保护了新开通的丝绸之路。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有十八次之多，其工程之大、技术之精独一无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乎都是明长城的遗迹。随着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虽然不复存在，但历史沧桑感和文化象征意义并没有褪色。走过漫长的历史，它仍然以雄健、阳刚、悲壮的魅力，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雄关存旧迹，形胜壮山河。长城是囊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是“数不清的伟大故事形成的一部地球的历史”（美国作家威廉基尔语）。我们自东向西鸟瞰，它巍峨的身姿、磅礴的气势、绚烂的风采，就像一道雄浑壮丽的风景线，烙印在中华儿女心灵的底片上，激励我们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筑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长城……
二
长江有源头，黄河有起点，明长城的最东端，在山海关城南的老龙头。万里长城从这里入海，也从这里翻群山、越草原、穿戈壁、跨沙漠，浩浩荡荡，逶迤西去。
老龙头呈半岛状伸入渤海，与城北的角山长城、城东的威远长城构成掎角之势，拱卫着有“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之称的山海关。它地势高峻，海天开阔，相传为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修筑。入海石城约高三丈，有一半在海平面以下，后来陆续坍塌，但浸于海水中的基石依稀可见。明人张时显赞曰：“潮拥高墙浮蜃气，剑横绝塞闪龙文。”从远处看，入海石城宛若龙首引颈入海，弄涛舞浪，蔚为壮观。澄海楼是老龙头最高的标志性建筑，素来有“长城连海水连天，人上飞楼万尺巅”的美誉。康熙、乾隆皇帝多次登楼、观海、赋诗，澄海楼的“雄襟万里”匾额和镶嵌在楼壁上的名人卧碑、城台上刻的“天开海岳”碑，将老龙头海阔天高、山岩耸峙的形象烘托得更加动人。如果说，“日光用华从太始，天容海色本澄清”生动描绘了山海关的磅礴气势，那么，老龙头则像一组排箫，吹奏着轰轰烈烈的交响乐，让我们在21世纪凝神谛听！
清代，长城内外归于一统，老龙头失去国防防御功能，而成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观海览胜的好去处。我们登上澄海楼俯身下望，入海石城吞吐海浪，激起飞涛如雪；极目远眺，海天一色，巨浪奔涌，不禁心襟大开，豪情满怀。更为奇特的是，海面上浊浪排空，海岸上风声阵阵，在澄海楼观海的游客却寂然不觉——这便是古今闻名的“海亭风静”奇观。
长城万里跨龙头，纵目凭高更上楼；大风吹日云奔合，巨浪排空雪怒浮。凭借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底蕴，老龙头累聚生生不息、吐纳千年的禀赋，成了中华儿女的永久向往。我们登上入海石城，总觉得感官不够用，呼吸也有点急促。那里的每一个场面都让你惊呼，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让你留恋，那里的每一个故事都让你感叹。我们定了定被长城震撼的灵魂，再瞅瞅它山海交会的倩影，然后举起相机，调好焦距，对准了那些最丰富、最有层次感的景深……
三
位于密云古北口镇东南的古北口长城，山势险要、因险制塞，敌楼奇特、气势恢宏，在明长城中极为罕见。许多敌楼建在连鸟都飞不上去的悬崖上，假如一座座连接起来，比凌空飞舞的彩练还要壮观。
古北口自古就是边关重镇，卧虎、蟠龙两山对峙，紧锁关门，攻则难，守则易，素来有“燕京门户”“京师锁钥”之称。不管是古北口感动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古北口，这段长城似乎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个深沟峡谷、险要山头，都建有一座敌楼，建筑形制因地势而异，有方形楼、圆形楼、扁形楼、拐角楼，也有平顶、船篷顶、穹隆顶、六角钻天顶、八角藻井顶，一楼一式，卓尔不群。有位美学家说：“敌楼已成为古北口长城最美妙的景观，它就像植物气韵生动的节，没有它，绵延万里的长城就显示不出内在的律动与节奏。如果把长城比作一件巨幅草书，敌楼就是线条流动中的顿挫。”
1691年五月，古北口总兵蔡元上奏朝廷，称他管辖的那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皇帝在上谕中示下：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逸，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清兵是靠攻破长城入关的，难道朝廷就以此为由，依靠这些砖石保卫江山社稷？如果没有长城，那牢不可破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的见解是高瞻远瞩的，他知道，“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这无形的长城，比什么铜墙铁壁都坚固！于是，清王朝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大修长城的朝代。
在中国历史上，以修长城对付“野蛮人”，是冷兵器时代恪守的普世价值。但长城被“野蛮人”攻破后，也就失去了拱卫国家安全的功能。比如蒙古帝国远征四方，长城就没能阻挡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铁蹄。1933年，中国军队在冷口、喜峰口﹑古北口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1935年5月，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由聂耳作曲、田汉填词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全国。“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使长城升华为万众团结一心、绝不屈服外侮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四
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的精华，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长城遗址。它让其他地段觊觎的，是热情接待了四百多位国家政要，以“以和为贵，合作共赢”，展现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表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和担当。万里长城不管哪一处关隘、哪一处遗迹，恐怕都没有这样的荣耀！
八达岭长城在京城西北六十公里的延庆区境内，是军都山峰峦叠嶂中的一个山口。如果说，居庸关是古代京都的门户，那么，八达岭就是居庸关的铁锁。一旦八达岭失守，北京城就会不攻自破。正所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八达岭长城自古就是“天下九塞”之一，顾炎武曾两度登临，赋诗称赞：“雄托朔地当年大，不断秦城自古长。”
天下的名胜大都是文人“捧”起来的。中国文人对山水风物的热爱，既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文化。诗文与名胜相映生辉，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譬如浙江绍兴的兰亭，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兰亭溪水或许只是竹林中一道漂过酒杯的纤流；譬如南昌西北赣江东岸的滕王阁，如果没有王勃即席作《滕王阁序》，滕王阁也难免在千百年的烟尘中成为遗迹。八达岭长城有了顾炎武的眷顾，自然就多了一种情怀。如今，在八达岭水关长城西南侧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里，安放着冰心、茅盾、叶圣陶、夏衍、田汉、徐悲鸿、郭沫若、曹禺、吴文藻九位现代文化名人的骨灰，他们使八达岭长城有了更大的文化气场和人文意义。
八达岭长城由“三台两墙”组成。所谓“三台”，就是城台、敌台、烽火台；所谓“两墙”，指的是牒墙和女儿墙。外侧的高墙叫牒墙，内侧不太高的宇墙叫女儿墙。长城墙体高八米，宽度可容五匹马并骑。砌城墙的砖，历经风雨沧桑，早已凝固成历史的标本、岁月的陶片和扑朔迷离的故事。
我们坐电缆车登上长城，倚着垛口远眺，立马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启悟。八达岭长城太古老了，随便一块砖，少说也有五百年。世间万物，都会无可奈何地老去，老就老吧，不老，哪来的沧桑感和神秘感呢？
在中国古代，八达岭长城是抵御外侮的屏障，它所演绎的，表面上是刀光剑影、烽火狼烟，但归根结底是文化。建筑是时代的语言，也是时代的精神。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建筑文化。八达岭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他们的对峙和结亲，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古老的种子，它生命的胚芽蕴藏于内部，只是需要在新时代的土壤里播种。”天地万物承载着蓬勃的生命，这生命最值得品味和欣赏。人们从中体验人与万物的境界，就能获得精神的愉悦。长城具有的精神性和神圣性，是山水景观的最终价值。让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共融，与人文内涵共生，长城文化就有了历史温度和蓬勃生机。
五
“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坐落在恒山西端余脉的雁门关，是北方游牧民族进犯中原的重要通道，也是战国以降风云激荡的戍守要地。它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为“外三关”。
天下九塞中，能够延续秦汉以后边塞的，只有雁门关和居庸关。雁门关依山傍险，傲然屹立在群峰之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雄关建东、西两座城门，巨砖叠砌，过雁穿云；古长城与诸峰连在一起，山上烽火台星罗棋布，城楼、城墙、亭墩守望相助。在险要地段，还建有堡寨、壕沟和暗门，东西两端分别向北延伸，最后与长城连接。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曾这样描写雁门关的气势：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李贺是中国诗歌史上有名的“鬼才”，他的诗极力在事物的色彩和情态上着墨，用浓艳辞藻表现战争的悲壮，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雁门关山势陡峭，中间有条山路蜿蜒曲折，直达关城。路边流动着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簇簇林木，造物主把大自然的美集中到这里，让溪涧、瀑布、虫鸣……各显神通，自享其乐。
我们原以为，雁门关长城最鲜明的特征是腥风血雨，人们尽可以在悲壮凄怆的气氛中，体验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但在这里感触最深的，却是雁门关的古老、雄伟和壮烈。早在战国时期，名将李牧就在此镇守边关；到了秦朝，大将蒙恬在此修长城驱匈奴；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驰骋塞外，大败匈奴，“飞将军”李广“不教胡马度阴山”；北宋，杨家将镇守三关保家卫国……如今，昔日的古战场已被荒草湮没，但将士们的军魂却嵌入了这片黄土地。在距雁门关不远的广武村北，有座广武汉墓群，埋葬着汉代在此战死的二百八十八位将士。也许，史书上压根儿就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个个是民族魂，是中华民族史诗中最磅礴的音符。
平型关西连雁门关，东接紫荆关，是晋西北一座著名的军事要塞。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此伏击日军，激战三小时，击毙日寇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缴获机枪二十挺、步枪一千支。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挥师抗日战场的首战大捷，是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集体记忆，它永远存盘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眸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殊死战斗的烽火岁月，革命先烈用生命的陨灭见证生命的意义，捍卫生命的尊严，就像一枚精神的种子，把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和坚韧，全都化成了不灭的基因。我们只要盘点一下岁月的收藏，生命中的不朽和永恒，都是历史留下的脚印。
六
嘉峪关是长城巨龙的龙尾，明清长城最西端的军事要塞，与万里之外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遥相呼应，闻名天下。
嘉峪关由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组成，城外有城，迭门重城，成并守之势。嘉峪关与长城连为一体，城台、墩台、堡城星罗棋布，形成了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的军事防御体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林则徐因禁烟获罪，被贬谪新疆。途经嘉峪关时，他登临怀古，挥笔写下《出嘉峪关感赋》：“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这首七律叙事抒情，写景达意，激情赞美嘉峪关的雄伟险固，表达了林公以身许国、抗敌御侮的政治抱负。
嘉峪关长城最激动人心的地方是关城。“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嘉峪关长城以关城为中心，众星捧月，累聚成了一个吐纳百代的生命。
嘉峪关向南七公里有个墩台，它是明长城最西端的起点，被称为“天下第一险墩”。戈壁风光与西北风情在那里争春，长城文化与丝绸文化在那里融合，历史和现实在那里挥洒神韵。我们在对墩台的追忆中，浮起了一丝丝历史沧桑感。
嘉峪关西北的石关峡，分布着战国时期的一百五十余幅岩画。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摩崖浅石刻画。岩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动物、狩猎、舞蹈、操练、庙宇、古文字等，对于研究西北地区的民族、宗教、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们刚看了几幅，就有点陶醉了。不管谁听说这处胜迹，都会赶来饱览它的风采。
由嘉峪关东行十八公里，是“果园——新城魏晋墓群”。那里的千余座古墓，出土了六百六十余幅彩绘砖壁画。那些壁画真实描绘了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情景，填补了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之空白。它所汇聚的艺术美，看多少遍都不会生厌！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验证过嘉峪关长城的羌笛和胡笳，也验证着一代代人生的壮美。我们忽然觉得，一切都那么遥远，那么悲壮，那么撼人心魄。在嘉峪关长城追寻文化的原乡，雄浑苍劲的气氛鼓荡胸襟，势可吞天！
七
我们从山海关一路向西，漫长的旅程犹如一条曲线，划过高山、划过丘陵、划过戈壁、划过绿洲，最后抵达西北重镇嘉峪关。站远了看，中华民族用人力修建的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人类意志力的骄傲；走近了瞧，万里长城的每一块砖、每一抔土，都蕴含着对生命、对灵魂的终极关怀，流淌着信仰的笃定、精神的健硕、文化的自信。
文化沉淀的是历史，我们务必重视长城的血脉延续和基因传承；长城是中华儿女创造的奇迹，我们与长城行稳致远，梦想将引领新的抵达！
其实，长城并非是中国独有的国防工程，从亚欧大陆最东端的朝鲜半岛，到印度、伊朗、俄罗斯南部、东南欧、德国、英国，都雄心勃勃地修筑过长城。出现在世界文化遗产榜单上的德国长城，和中国万里长城的作用有点相似；逶迤在英格兰北部的哈德良长城，是大不列颠最引人入胜的景观之一。如今，不列颠岛与河西走廊，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这一头和那一头。曾经视对方为世界尽头的彼此，经过跨文明握手，也近如邻里。绵延不绝的城墙和烽燧，卸下战甲，侧耳倾听，期待着更加昂扬的旋律。我们相信，它再次唱响的，是全人类携手前行的祝福，而不是刀光剑影的悲壮。
常忆峨眉山
一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两川风景世间少，令人常忆峨眉山”“相似只有峨眉月，夜夜流光远照君”……峨眉山以雄、秀、神、奇为特色的自然景观，不但让李白、解缙、张宣训常思常忆，而且唤起无数文化名人和游客的情思，召唤他们不远万里来探幽览胜。不消说，峨眉山如画如诗、秀绝天下的风景令人陶醉，就连那山名“峨眉”，也有让人琢磨不透、品味不够的内涵。
峨眉山雄踞四川盆地东南，与昆仑山一脉相承，山体南北绵延二十多公里。《水经注》记载：“从成都远眺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而立，细长俊美，好像美女的两道弯弯蛾眉。”——峨眉山由此而得名。
峨眉山与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并称中国“四大佛教名山”。那里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金顶祥光”“洪椿晓雨”“灵岩叠翠”“圣积晚钟”等景观，无不展示着佛教圣地的文化魅力。偕妻女游览峨眉山，每一丝空气里都弥漫着梵音。我们还没登山，就像置身在虚无缥缈的禅境中了。
二
开元九年（721年），李白初登峨眉山，但见群峰叠嶂、陡峭险峻，云烟缥缈、秀丽无俦，霎时被天下绝伦的美景迷住了。他喜不自胜赋诗一首：“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这首五言古风，以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品格、火山般爆发的情感，极写峨眉山的雄奇无匹和秀色无双，抒发了诗人探幽访胜、好道求仙的情怀。一千三百年过去了，峨眉山青山依旧，绿水依旧，诗人在山水间留下的《登峨眉山》，直到今天还让人陶醉。
沿着李白当年登山的路，我们来到峨眉第一寺——报国寺。这座古寺建于万历初年，寺名却源自康熙御题的“报国寺”匾额。整座寺庙由山门、弥勒殿、大雄殿、七佛殿、普贤殿、藏经楼组成，从前向后沿中轴线步步升高。山门有副楹联颇耐人寻味：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我很喜欢这副楹联，特抄录于此，与读者共赏析。
报国寺祀奉着普贤菩萨、广成子和楚狂接舆，浓缩了中国百姓信奉的佛、道、儒三教。这和耶路撒冷有点相似，不用组织，不用命令，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集合在那里，成为三大亚伯拉罕教的信仰源流和共同圣城。而报国寺，由于康熙御题寺名，则演变成了专祀普贤的佛教寺庙。
相传，普贤与文殊同为释迦牟尼的胁侍。文殊表“智”，普贤表“德”，普贤广修十种行愿，因而享有“大行普贤”的尊号。报国寺依山而建，黛瓦红墙长年掩映在苍林古楠中。峨眉山被尊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后，全山由道改佛，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深远的佛教圣地。
我们走进圣积晚钟亭，亭内有口铜钟格外引人注目。这口铜钟高三米，重五千斤，钟身刻满了佛经、佛偈、铭文和洪钟疏。只要撞击一下，洪亮的声音就能在旷野回荡一分多钟，夜深人静时，二十里外的金顶都能听到。史籍记载，铜钟为明代别传禅师化缘所铸。当时铸造了三口，这是最大的一口，其他两口分别安放在华藏寺和万年寺。
走出圣积晚钟亭，远望山腰岩壑林泉，峰峦逶迤；山顶烟云氤氲，虚无缥缈；路旁古树参天，绿拥翠绕，真个是佛国仙山的造化。沉浸于丹霞翠霭，陶醉在云山雾海，仿佛心与天合，魂游太虚。脚下那条由条石铺成的路，不知何时已被露水打湿，看上去光亮亮，踩上去滑溜溜。四周松柏森郁，碧色连天，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花，或含苞，或吐蕊，或怒放，不等走近，我们就被馥郁的芳香迷住了，让人生出一种“碧树千重眉鬓绿，烟色万朵绕琼楼”的情趣。
古人说，石者，天地之骨也；水者，天地之血也。在峨眉山，满山遍野的石头、奔泻不息的溪流，遮天蔽日的古树，在我们眼里都是美的——美得原始，美的苍茫，美得壮观，美得刚毅……它们只要和游客互动，立马就有了生气和灵性。
三
峨眉山现有三十来座寺院，或巧构于溪涧之畔，或飞架于山峰崖间，或闲卧于白云之上，或隐匿于密林之中，依山就势，与山水相融，处处映现着佛家的法则。
顺左路穿过伏虎寺，我们来到了清音阁。建在大象鼻梁上的清音阁，凌空高耸，居高临下。紧挨着峡谷的生心岭，峡头下垂，犹如插入绝壁的象鼻子。象鼻尽头，立着一块状如牛心的“牛心石”，不舍昼夜看“二龙戏珠”，听“双桥清音”，感叹人间无他物能够胜之。
缘木寻葛，我们登上了洪椿坪。那里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有黄心、夜合、润楠、黑壳楠、红回香等。最有名的是洪椿古树，据考证，这树至少有一千年了。峨眉十景之一的“洪椿晓雨”，是最迷人的一处胜景——周围林木森森，藤萝幔垂，翠霭缥缈，云烟万态，润衣而不湿，沁心而不寒，在此沐浴身心，既可浣濯你的疲惫，亦能涤净你的烦恼。
我们坐在洪椿坪小憩，有个山民左手拿根木棍，右手托一灵猴，招徕游客与猴子合影。灵猴是峨眉山的精灵，当地人叫“山儿”。生态猴区位于清音阁、一线天至洪椿坪之间，灵猴顽皮、滑稽又通人性，跟人嬉戏、合影，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
乘缆车抵达万年寺，我们的眼界再次大开。
万年寺山门前有个水池，相传是李白与广浚和尚弹琴酬诗的地方。水池里的青蛙经常听大师切磋琴艺，久而久之，也能无师自通“弹”出悠扬的琴声。后来，人们便把水池称作“弹琴蛙”。我读《李太白全集》，记得其中有首《听蜀僧濬弹琴》，诗曰：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这首五律明快畅达，如行云流水，在赞美美妙琴声的同时，寓有知音的感慨和难舍的乡愁。乾隆御选的《唐宋诗醇》称赞此诗：“累累如贯珠，冷冷如口玉，斯为雅奏清音。”我和女儿凭诗念古，竟感到萧散清醇、幽雅浑朴，有种余音绕梁的错觉。
位居峨眉六大古寺之首的万年寺，是普贤讲经说法的场所。晋代称“普贤寺”，唐代名“白水寺”，宋代改“白水普贤寺”，明代以来为“圣寿万年寺”。走进寺内，别无仅有的“无梁殿”让人唏嘘不已。它融合了印度、缅甸和中国寺庙的建筑风格，全殿砖砌圆顶方形，寓意“天圆地方”。殿内供奉的普贤铜像，堪称峨眉山一绝。史料介绍，这尊铜像铸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年的历史了。普贤头戴五佛金冠，身披袈裟，手持如意，所骑的六牙白象，粗鼻长垂、象牙微翘，四脚分立于莲花盆中，显示着佛国的圣洁与尊严。大雄宝殿有“三身”铜佛像，“三身”亦称“三佛”，即释迦牟尼的法身、报身和化身。
心是人类的本源。有心，人便有慧、念、恩、怨、慈、悲、愁、怒、忍、慰；有心，人便有情、思、怜、悟、愧、怯、惧、悔、恨、恋……佛教以修心为上，而人的心灵，更期待大千世界召唤。我们在万年寺烧了一炷香，似乎觉得，有点大彻大悟了。
四
金顶是普贤菩萨最亮眼的示相之地，站在那里北眺百里平川，如铺锦绣，岷江、青衣江、大渡河蜿蜒奔腾；西瞰皑皑雪峰，瓦屋山、贡嘎山连绵起伏。天高云淡，万象排空，心与天和，如临仙境。在那里，不仅可烧香敬佛，流连于禅的世界，还能领略峨眉山的四大奇观：日出、云海、佛光、神灯。
金顶的黎明是令人憧憬的。东方墨紫黑紫，天地一色，渐渐地，天幕吐出一点紫红，慢慢变成了注弧、半圆，橘红、金红，然后纵身一跃，一轮红日拱出天边。随着旭日东升，朝霞喷薄，为峨眉山披上一件大氅，天上地下全都变成了金色的世界。
那天登金顶还算幸运，只见云海宛若绒毯铺在地平线上，一会儿似天马行空，一会儿如雪球滚地。地平线上是云，天空中也是云，人在云海中，有种飘然欲仙的感觉。山风乍起，云海飘散，群峰变成了一个个小岛；倏尔云海汇聚，重峦叠嶂被掩映得无影无踪。南宋诗人范成大感叹：“明朝银界混一白，咫尺眩转寒凌竞。天容野色倏开闭，惨淡变化愁仙灵。”
佛光又称峨眉宝光，佛家说是普贤眉宇间放射的光芒，实际上，是阳光洞穿云雾时衍射的浮光。夏天或初冬的午后，摄身岩下的云层幻化出七色光环，中央虚明如镜，观者背向阳光，有时会发现光环中自己的身影，举手投脚，影皆随形。奇怪的是，几百人同时同址观看，观者也只见已影，不见他人。
金顶无月的黑夜，摄身岩下有时会看见一光如萤。“细雨湿不灭，好风吹更明”——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圣灯”。万盏明灯朝普贤。可惜我们下午下山了，不知道晚上是否有圣灯漂浮？
华藏寺依山势而建，殿门有赵朴初、本焕、明旸等大师题写的匾额，两侧是香港宝莲寺法师的对联：“华藏长子，七处九会，辅助毗卢阐大教；金顶真人，四方八面，来朝遍吉出迷津。”华藏寺有座铜殿建在金顶最高处，屋顶檐瓦镏金，在阳光下迢耀百里。铜殿内置普贤骑象铜像，两旁陈列着二十四尊铜佛，规模仅次于万年寺。铜殿外立有铜塔、铜碑，有趣的是，一般寺庙的大门都朝南开，唯独这座铜殿坐东朝西。
金顶耸立的普贤圣像，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佛像。普贤神态各异的十个头像，代表了世人的十种心态。金光耀眼的佛像威慑着每一位游客，让人不由心生敬畏。绕佛三匝，女儿问我，什么是佛？我说，众生皆有佛性，一悟即至佛地。佛是心的原态，是平实、淡定、安详、豁达的心境。女儿理解，佛是宗教，是哲学思考、人生参悟。心中有佛，人就和谐、平安、快乐。
由此看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高扬信仰的旗帜，挺直信念的脊梁，信不信佛都无关紧要。
五
走在下山的路上，我和女儿继续讨论：佛教这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为何能在两汉之际，穿越喜马拉雅山，传入文化背景不同、自身文化超浓度的中国，并被民众广泛接受？
余秋雨先生分析，这一文化奇迹源于中华文化存在方式的乏力。佛教的魅力，在于对人生的集中关注和深入剖析，聚集人间生、老、病、死，探究摆脱苦难的道路；在于立论的痛快和透彻，抱持慈、悲、喜、舍之心，引领众生摆脱轮回，涅槃重生；在于切实的参与规则，以教规戒律增强佛教的吸引力；在于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以高尚品德和洁净生活为佛教徒做出表率。
佛教的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追求永恒之“乐”。这种追求渗透到国民的生命内层，恰到好处地补充着中华文化的先天不足，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都离不开民族和时代的土壤。文化的交融互鉴，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让佛教成了中国人也能听得懂的语言。我们到峨眉山旅游，不仅看秀甲天下的自然景观，更重要的，是寻找佛教溶入中华文化的理由，看传统文化怎样在禅意佛境中展示自觉和自信。
直到这时我们才理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范成大、解缙等文人墨客，为何对峨眉山情有独钟，常思常忆？那是因为，峨眉山存在于历史文化之中，那里有中华民族的趣味，也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沿三峡出蜀。他站在船头，眺望半轮明月从峨眉吐出，月影映入江水，又随江水漂去，乡愁禅意尾随他，万般情思入诗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人“以青山吐月”的意境贯穿诗境，无处不渗透着他的离愁别绪和江行体验，使“峨眉山月”这一艺术形象，不仅成为诗情的触媒，而且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由是，《峨眉山月歌》堂而皇之地把游客带进禅境。峨眉山有着宽广的包容性和坚忍的生命力，在年复一年的云淡风轻间，完成了与自然的对话，实现了与文化的融合。
三峡诗韵
长江，从雪山走来，向大海奔去。一路穿山越谷，浩浩荡荡，激情融合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了三峡。瞿塘峡的雄奇，巫峡的峥嵘，西陵峡的险峻，搭起了一道看不够、赏不尽的山水画廊。
三峡既是长江风光的标志性河段，也是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一山一水，一景一物，无不风情万种，钟灵妙秀，流淌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诗韵。
三峡的美是无与伦比的。它美在巧夺天工，美在天人合一，美在气韵天成，美在人文荟萃。山之光，水之色，交相辉映，蔚为壮观，自有一种撼人心魄的魅力。
三峡因长江而驰名，长江因三峡而骄傲。
一
轮船从重庆起航，天亮时到了夔门。夔门是三峡的西大门，瞿塘峡的入口处，白盐山耸峙江南，赤甲山巍峨江北，夹江对峙，如门半开，素有“夔门天下雄”之称。这段峡谷虽然在三峡中最短、最狭、最险，却镇全川之水，扼巴渝咽喉，有“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摹山”的气势。
长江进入瞿塘峡，水流湍急，惊涛拍岸，硬是从巫山劈出了一条水路。我们站在船头，只见山似拔地来，峰若刺天去，千丈峰峦，上悬下陡，夹江峭壁，如刀削斧砍。宽不足百米的峡面，把长江紧束得如同一条壑沟，谷深峡窄，云天一线，两岸亲密得几近“握手”。古人赞叹：“两山夹抱如门阀，一穴大风从中出。”“白盐赤甲天下雄，拔地突兀摩苍穹。”清人何明礼有首诗写得颇为传神：“夔门通一线，怪石插横流。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
位于瞿塘峡北岸的白帝城，是观赏“夔门天下雄”的绝佳之处。公元725年春，“诗仙”李白乘舟出川，把诗从峨眉山带进了三峡。诗人边走边唱，三峡成了他生命的便道，诗流的河床。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们吟诵着李白的《早发白帝城》长大，美的遐想也在这首诗的传唱中生发。李白告别白帝城，不管漫游到哪里，都有被山川召唤的激动。他把满脑子的诗句刻在山水间，不但树起了一个时代的标识，而且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审美大爆发。台湾已故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
这首诗妙思巧构、想象奇特，有叙有议、感情浓烈，在淋漓尽致的倾诉中，表现了李白不凡的气度、飘逸的个性和洒脱的情怀，我们一直把它看作当代中国诗坛的绝唱。
白帝城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杜甫在那里客居了两年。诗人登高远眺，看大江呼啸东去，以沉雄的旋律抒发心中的忧患：“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这首诗，极力展现诗人“苍凉中见悲壮，惨淡中见热忱”的情怀。清代诗论家杨伦称赞它：“浑然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诗七言律第一。”
今天，我们来到白帝城，仰望巍巍夔门，放眼大江东去，情不自禁吟诵起杜甫的诗篇。诗人在白帝城写了四百多首诗，几乎占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诗圣”咏叹过，我们即使在江边站一站，也能悟到诗的精灵，感受到诗的韵律。
轮船如离弦之箭，急切切行完八公里水程，给游客留下了“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溯逆将复船”的震撼。我们扭头回望，全景式的夔门雄姿展现在眼前。这里是拍照留影的最佳角度，游客们用镜头对准临江石壁上“巍哉夔门”四个大字，清人张问陶那首《瞿塘峡》，倐地“蹦”出了脑海：“峡雨蒙蒙竟日闲，扁舟真落画图间。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
二
“瞿塘逶迤尽，巫峡峥嵘起”。巫峡两岸峰峦挺秀、峭壁屏列，以幽深秀丽擅奇天下。船行其间，时而苍崖相逼，山塞疑无路，忽又峰回水转，湾回别有天。这哪里是游览巫峡？分明是在诗情画意中放归自然！
巫山云雨是三峡最奇妙的自然景观。峡谷内细雨蒙蒙，飘飘洒洒，与云雾相互交融，编织出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江雾或缠绕于山腰，或漂浮在江面，行行止止，扑朔迷离，看上去就像少女的裙裾。轮船疾驶，微风轻拂，“裙裾”随风飘舞起来，于是，雾中的山跟着舞，树跟着舞，牛群、羊群也跟着舞。就连屈原、宋玉、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文化名人，也激动地抒怀唱志，或歌或赋，吟出了“朝云暮雨浑虚语，一夜猿啼明月中”“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等传世佳句。更有元稹借巫山云雨感悟爱情，一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使巫山云雨成了天下云雨之冠。
巫峡处处有景，景景相连，随便一处景色，都有意想不到的峥嵘。久负盛名的十二峰坐落在巫山县东部的长江两岸，江北依次为登龙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集仙峰，江南净坛峰、起云峰和上升峰隐于山后，只有飞凤峰、翠屏峰、聚鹤峰可领略其雄姿。据中国最早的女仙传记《墉城集仙录》记载，西王母的幼女瑶姬偕众姐妹出东海，过巫山，见洪水肆虐，遂“助禹斩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水患既平，姐妹们不愿回宫，便化作十二座峰峦，屹立两岸，为民祈福。
神女峰宛若亭亭玉立的仙女，飘然突兀于群峰之巅，每天第一个迎来旭日，最后一个送走晚霞。李商隐望着巫山神女的绰约风姿，似乎感到，冰冷的石头也有了生命。“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在襄王忆梦中”。他随口吟唱的《过楚宫》，表达了诗人对巫山神女的遐思和神往。陆龟蒙的《过巫峡》：“巫峡七百里，巫山十二重。年年自云雨，环佩竟谁逢。”则幻想与神女年年相逢，共话桑麻！
古人云：“行到巫山必有诗。”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蕴含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情怀。我们放声吟诵，不仅能读出诗人的审美感受和情感变化，更能读出中国人的价值、智慧和神韵，获得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巫山十二峰群峰竞秀，峡深水险，云锁雾罩，似烟非烟。古人叹曰，“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更有甚者，有人将十二峰的名字连串起来，编缀成诗：“曾步净坛访集仙，朝云深出起云连；上升峰顶望霞远，月照翠屏聚鹤还。才睹登龙腾汉宇，遥望飞凤弄晴川；两岸不住松峦啸，断是呼朋饮圣泉。”每一座山峰都洋溢的诗意，架构起中华民族的心灵空间，我们只要瞅上一眼，就会不由自主沉醉其间。
轮船随着山势，左一弯，右一折，出峡复入峡，拐进了巫山小三峡。小三峡由大宁河下游流经巫山的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组成，山奇雄、水奇清，峰奇秀、滩奇险，景奇幽、石奇美，被人们誉为“天下奇峡”。小三峡险峰异壑，竹木葱茏，瀑布凌空，云雾缭绕，群猴攀缘，百鸟戏水，饶有山野之趣和对诗意远方的向往。迷幻千古的巴人悬棺、船棺、古寨，令人费解的古栈道石孔，都是弥足珍贵的人文遗迹。这原始、古朴的自然景观就像一个谜，真说不清其中蕴含着多少奥妙！
游览小三峡，仿佛徜徉在神奇的山水宝殿里，不是三峡，胜似三峡！
在祖国的山水家族中，巫峡的幽深秀丽最令人迷恋。要不，文人墨客能把林林总总的诗灌满峡谷！巫峡是历代诗人留诗最多的峡谷，就连唐代才女薛涛也带着《谒巫山庙》，加入了巫峡诗词大合唱：
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
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是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过巫峡留下诗词的女诗人，古代只有薛涛一人。一首诗使她声名鹊起，也使三峡因名人效应有了更大的气场！
三
轮船驶出巫峡，进入湖北秭归。那里是楚王熊绎的始封之地，也是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南宋时，陆游站在西陵峡入口，隔江凭吊屈原，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前事，唯有滩声似旧时。”西陵峡的风涛，铸就了屈原忧国忧民“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魂。时隔八百多年，陆游的感叹伴随着滚滚江涛，仍在我们心中轰鸣。
古人云：“名峡荟萃聚西陵，西陵山水天下佳。”西陵峡青峰夹江壁立，峻岭悬崖横空，以滩险、流急、峡长、山奇著称。1961年，郭沫若先生重游三峡，高度概括了西陵峡的胜景：“秭归胜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茫。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流香。兵书宝剑存形似，马肺牛肝说寇狂。三斗坪前今日过，他年水坝起高墙。唐僧师弟立山头，灯影联翩猪与猴。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已归东土清凉界，应惩西天火焰游。五十年来天地改，浑如一梦下荆州。”
轮船左冲右突，颠簸到了王昭君的故乡香溪。从那里顺流而下，峡中有峡，滩中有滩，滩滩都是“鬼见愁”。当年苏轼过青滩，“未至已先惊”。其实，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崆岭峡大珠、头珠、二珠、三珠峭立，猴子石、帐篷石暗礁交错，航道狭窄，江流湍急，不知有多少航船惨遭厄运，有多少生灵葬身江底！
西陵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把挑战命运当成一种常态。他们风里雨里走天涯，脚蹬石头手扒沙，一步一鞭一把泪，当牛做马把船拉。那“哟嗬，哟嗬嘿……”的号子声，对于纤夫们来说，是精神寄托，也是对未来的呼唤。纤夫们将生活的艰辛汇入峡谷，江水一半是他们的汗，一半是他们的泪。长江号子唱了几千年，“哟嗬，哟嗬嘿”的应和声，是西陵峡最悠远、最深刻的记忆。
如今，三峡工程已经实现了截流，崆岭滩、鬼见愁、鬼门关全都变成了历史遗迹。船行那里，江水因上涨少了曾经的火爆，却多了近观的从容。船比路高，城在水下，虽然“极目楚天舒”，但我们耳畔依然回荡着纤夫们的号子声。
宜昌上控巴水，下厄荆襄，是西陵峡的终点。那里风光旖旎，有三游洞、桃花村、黄陵庙、三国古战场、三峡人家等名胜古迹。三游洞山水秀丽，景色绝美，因白居易与白行简、元稹同游古洞并赋诗作序而得名。景祐三年（1036年），“诗文宗祖”欧阳修被贬此地，他浪迹山水，探幽览胜，三峡涛声是他的诗行。欧阳公泊船三江赏夜景，随口吟出千古佳句：“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他游蛤蟆碚泉，笔底涌动着明艳的风物：“石溜吐阴崖，泉声满空谷。”“共约试春芽，枪旗几时绿？”他游三游洞，又留下题刻：“仙境难寻复易迷，山回路转几人知？惟应洞口春花落，流出岩前百丈溪。”后来，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也来游洞，分别题诗于洞壁之上。“惟有山川为胜绝，寄人堪作画图夸”。被耻称为“荆蛮之地”的夷陵（宜昌古称夷陵），因欧阳修和“三苏”的生花妙笔，变成了驰名中外的人文胜地。
西陵峡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珍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那些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产，培育我们的审美感受，模塑我们的艺术趣味，陶冶我们的生命情操，已经成为一种美的浸润，一种文化的传承。
三峡工程蓄水后，三峡人家依旧保留着西陵峡的原始风貌和自然生态。石（灯影石、石令牌）、瀑（黄龙瀑、琴鹰瀑）、洞（灯影洞）、泉（天下第四泉）组合成山的伟岸、水的柔媚、洞的神奇、瀑的壮丽、石的气质，集中展示了大自然的洪荒之美、苍凉之美、阴柔之美和雄浑之美。
在那里感受巴风楚韵，我们三夜难眠；在那里经受精神洗礼，我们陶醉一生！
四
巴东三峡尽，旷望九江开。
楚塞云中出，荆门水上来。
鱼龙潜啸雨，凫雁动成雷。
南国秋风晚，客思几悠哉。
唐人胡皓这首五律，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展现了长江出峡时的柔情。送尽奇峰双眼豁，江天空阔下荆楚。三峡犹如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短短一百九十公里，雄风日夜唱高歌，从古到今唱不尽！
山，是三峡的骨架；水，是三峡的血脉。长江有了三峡，不仅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山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地球村”全体村民的家园。关注长江健康，“为河流让出空间”，三峡这部交响乐将奏出更加雄浑的乐章。
三峡，你说对吗？
江南诗山
地处皖东南、毗邻苏浙沪的安徽宣城，是长三角由沿海向内地梯度西移的过渡带。坐落在宣城北郊的敬亭山，虽说海拔不过三百二十四米，却因南齐诗人谢朓的一首诗声名鹊起。
谢朓是“继汉开唐”的山水诗人，他任宣城太守时所作的《游敬亭山》，不仅让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杜甫“谢朓每诗篇堪诵”，也使敬亭山名齐五岳，饮誉海内外。此后一千年间，四百多位文人雅士登临览胜，寄情山景，于是，敬亭山成了一口“诗的泉眼”，一座吟无虚日的“江南诗山”。
天宝十二年（753年），“诗仙”李白飘然于此，随口吟出五绝《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李白独坐敬亭山，以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山水以生命，尽情倾诉怀才不遇的孤独、寂寞和无奈，人不厌山，山不厌人，敬亭山就此在唐诗中定格。李白借景抒情，从表面上看，全诗句句是“活景”，其实字字蕴“真情”。古人评价此诗：“情中景，景中情。”从不独写“独”，奇章秀句，警妙异常。
此后十年间，李白七访敬亭山，作诗四十余首，留下了《游敬亭寄崔侍御》《秋登宣城谢朓北楼》等千古绝唱。山不在高，有“诗”则名。由于李白的垂爱，敬亭山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诗文大家——你看，韩愈来了，孟浩然来了，白居易来了，欧阳修来了，苏轼来了，杨万里来了，文天祥来了，……他们追步谢李，览胜抒怀，用诗提升敬亭山的美誉度，敬亭山也使他们获得了永恒。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在宣城参加乡试，他的五言排律《窗中列远岫》，深得宣歙观察使崔衍的赏识，被推举赴长安参加会试。白居易二十七岁科举及第，成为“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进士。他喜不自胜赋诗曰：“谢玄晖殁吟声寝，郡阁寥寥笔砚闲。无复新诗题壁上，虚教远岫列窗间。忽惊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夜还。再喜宣城章句动，飞觞遥贺敬亭山。”
中华诗词是中国人的精神礼赞，是沉淀在炎黄子孙血脉中的文化因子。1939年，陈毅元帅率新四军东进，即兴题咏七绝《由宣城泛湖东下有感》：“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把敬亭山的秀美山景和文化精髓，存盘于文学，铭刻于历史。
敬亭山古称“昭亭山”，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名“敬亭山”。从地理方位上看，它属黄山余脉，山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绵亘十余里，主峰名“一峰”。六十多座山头如鸟朝凤、似星捧月般簇拥着它，不追“五岳”之雄奇，不纳“四佛”之烟火，自有清丽时俏之容，千古诗山之誉，风流不绝之趣。
古人说，路入宣城山便奇，不是青山是画图。我们来到敬亭山，山口两座徽派风格的仿古石门坊，一齐张开欢迎的双臂。石门坊内，李白的雕像迎门而立，飘然欲仙。穿过石门坊，敬亭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愈加满目灵秀。我们拾级而上，姹紫嫣红的杜鹃花，青翠繁茂的茶树林，仿佛把人带进了画境。那里盛产的敬亭绿雪茶，深为历代茶圣和文人雅士激赏。太白独坐楼是敬亭山观景的“独一处”，在那里品茗谈诗，管教你灵感顿生、文思泉涌！从古昭亭向上登攀，远看满山叠翠，烟霞变幻，犹如猛虎卧伏；近观林壑幽深，云泉松风，仿佛一幅萧疏淡远的水墨画。我们还没登上主峰，就把这会友出游、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记在心里了。
人说高山仰止。敬亭山不需翘首，半小时就能登上山顶。极目远眺，只见东北方的漪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水阳江蜿蜒曲折，万壑争流；南边江城如画，高楼林立；北边田畴沃野，一览无际。一座江南诗山，真个“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白云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我们想不喜欢都不容易！
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的谢朓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独一无二。明人王廷相作《宣州歌》，曰：“强半峰峦带碧流，行人犹说古宣州。梦悬日月青莲赋，独占江山谢朓楼。”登斯楼，城郭皆在掌中，山川尽入眼底。李白“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等佳句皆作于此。他对其他前辈诗人，从未表示过如此强烈的敬慕之情。李白的激赏，引得历代文人纷纷登楼，谈古论今，以文会友。谢朓楼也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四大名楼”。
敬亭山上的楼台亭阁大都与古代诗人有关。始建于大中年间（847—859）的一峰庵，因位于主峰“一峰”而得名。明人梅守德曾作《一峰庵》“冬日喜初晴，篱边尚菊英。岩云沉梵影，林霭落钟声”赞之。拥翠亭是李白独坐题诗处，那里碧山千层，青翠欲滴，敬亭风光，拥落身前。清人王可第叹曰：“探奇曾不厌，一榻拥昭亭。”云齐阁取谢朓诗“含沓与云齐”命名。我们在此凭栏把酒，不但尽览敬亭山风光，还能领略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谢朓楼的酒香，从唐初一直飘到了今天。
“天下名山僧占多”。颇负盛名的广教寺，曾与九华山的化城寺、黄山的翠峰寺、琅琊山的开化寺，合称安徽四大名寺。鼎盛时期，形成了“山前山后寺连珠，寺外青山列画图”的繁荣景象。据史料记载，清代高僧石涛曾在广教寺寓居二十年，与宣城画家梅清切磋画艺，成为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佛是“觉者”，即本觉、不觉、始觉、究竟觉，佛教的精髓是觉悟、智慧、慈悲、空性，是因果轮回、普度众生，敬亭山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名扬四海。
敬亭山虽说没有嵯峨峥嵘的奇石怪岩、奔流直下的万丈飞瀑，却因人杰地灵、诗名远播直追五岳。走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就像漂在诗的河流中。人在景中行，情在诗中浸，脑子里装的全是诗——有谢朓的“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绿水丰涟漪，青山多绣绮”等佳句，有李白的《宣城谢朓楼饯别校叔云》、孟浩然的《夜泊宣城界》、杨万里的《晓过花桥入宣州界》，也有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社社长李文朝先生的《追梦敬亭山》，以及朱恩三、何昌启、邱忠尚等诗人在“敬亭诗会”上与他的唱和。
“诗是生命的呼吸”。自经骚以降，“不学诗，无以言”，中华儿女发蒙启智、涵养品行，莫不由诗始、有诗在。诗是文学王国里的王冠，诗意是人生的乡愁。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诗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诗意地栖居”，早成为一种文化必然和人们孜孜以求的生存状态。
敬亭山，诗意山水，诗意人生；敬亭山，千年时空，天涯共此时！
三坊七巷
一
来到古城福州，从繁华的八一七北路向西稍拐几步，就到了被称为“明清建筑博物馆”的三坊七巷。这片建筑群由北向南呈“非”字形排列，悠悠古韵幻化成中国都市中仅存的一块“里坊制度活化石”，福州最有乡土气息的文化地标和城市名片。
坊巷，就是市街、小巷。北京人叫“胡同”，上海人称“弄堂”，江南古镇则叫“里弄”。三坊七巷的建筑格局发轫于西晋，形成于唐宋，鼎盛于明清。一百五十九座院落你连着我，我牵着你，整齐对称，规整有序，就像一副天然的“棋盘”。天底下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了——拆开了，坊归坊，巷是巷，坊有坊的风姿，巷有巷的姿容，一坊一巷竞风流；拼起来，坊坊毗连，巷巷贯通，坊块巷垒依偎交错，孕育着福州独特而丰富的人文内涵。
中华文化推崇人际之和、天人之和和身心之和，千百年来，人们对“和谐城市”和“人文城市”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和“田园城市”，再到上海世博会以“和谐城市”理念回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一系列理论、主张和模型，都围绕着和谐与“盛民”，对如何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创新，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时代是衬托城市梦想的底色。三坊七巷留在福州的，不仅有多元的文化印记，还有让当地人自豪、外埠人向往的人文魅力。
二
所谓三坊七巷，是指衣锦坊、光禄坊、文儒坊和杨桥巷、郎官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塔巷、吉庇巷。这片明清民居遗存，手拉手拽住一段历史时空，一下子涌现出上百个风云人物。近现代中国，哪里能像三坊七巷，剑胆琴心，侠骨柔情，灼灼其华，万人景仰？
郎官巷因宋代郎官在此居住而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里终老天年更知名。1918年，严复带三子严叔夏回乡与挚友陈宝琛的外甥女林慕兰完婚，就住在郎官巷20号。他以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为薪矩，引取西方进化论的“天火”，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惊雷，震醒华夏睡狮，开辟了中华民族的进化论时代。
郎官巷还住过一个年轻而辉煌的生命——十七岁呼啸出门、二十三岁慷慨就义的维新志士林旭。这位“戊戌君子”以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被慈禧太后残杀在北京菜市口。他罹难后，近代政治家郑孝胥曾写诗悼念：“谈笑临刑亦大难，道旁万众总执澜。书生自说君恩重，廿载头颅十日官。”
杨桥巷17号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故居。林公在那座四进院里办女学，介绍欧美先进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呼唤共和国体。1911年4月，他在广州起义前写给妻子的《与妻书》，情真意切，字字泣血，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其悲壮情怀，剖肝沥胆，完全可以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媲美。因而被当代新闻理论家梁衡列为“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美文”，并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和各种文学、政治读物。
林觉民殉难后，其父带全家避祸郊外，房子卖给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开拓者冰心的祖父。冰心在那座四进院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跨进冰心故居，首先看到这样一段话：“同一片屋檐下先后走出两位大写的人——一位为砸烂旧世界而英勇赴死，一位为建造大爱屋而毕生从文；一位秉血溅轩辕的男儿志投绝笔为檄，一位为照亮人类的生命路举橘灯为炬；前者觉民为有牺牲而永生时年廿四岁，后者冰心为有爱心而长寿享年一百岁。”冰心在耄耋之年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我的家在哪里》。她走南闯北，在许多国家许多城市居住过，也算是个“不知何处是他乡”的放达人。按说，冰心应该回到她成年后安家的任何一个门庭，然而奇怪的是，她每次回家，回的都是杨桥巷17号——她少女时代的那个家。对远行者来说，家就是根，就是乡愁和思念。只有家，才能安顿好精神的故乡，找到生命的源头。
宫巷有座坐北朝南的庭院，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在福州的故居。林公在那里住了八年，如今，宫巷建有林则徐纪念馆，又称“林则徐祠堂”。祠堂屏墙内壁上嵌有“虎门销烟”大幅浮雕，“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流放新疆之前留给家人的诗句，赫然悬挂在御碑亭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公题于自家书室的自勉联，成了中华儿女世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历史的脚步走到民国，三坊七巷更是人文荟萃、名人辈出。“近代陆军之父”曾宗彦，海军创始人沈葆桢，著名报人林白水，著名翻译家林纾，辛亥革命志士郑权、严骥、方声涛、方声洞，“五四”运动的引发者林长民，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文化名人郁达夫、林徽因、庐隐……哪一个“大写的人”，不是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三坊七巷人杰地灵，名人、名流、名家云集，是最让福州人引以为豪的地方。三坊七巷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铭记着从这里走出的左海伟男。那些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印迹，也都与这里的翘楚人物有关。
三
三坊七巷街坊纵横、巷弄交错，石板路径、黑墙黛瓦。高高的封火墙起起伏伏，规整对称的院落或数座并排，或前后多进，那简繁并济的门罩、威严的墀头、墙堵的灰塑、飞檐的卷草、高翘的鹊屋脊，无不彰显着明清建筑的特色。
三坊七巷沿袭唐代分段筑墙的传统，从建筑空间上看，都有砖砌的围墙，墙体随着木屋架的起伏呈流线型，翘角伸出宅外，状似马鞍，俗称“马鞍墙”。马鞍墙只作外墙，木屋全由柱子承重，一般两侧对称，墙头和翅角皆泥塑彩绘，形成了福州古民居的独特风貌。
宅院内，厅堂、披榭、楼台、亭榭、假山、鱼池和前后天井错落有致，斗拱、雀替、锯花、柁墩、挂落、窗棂、门扉木刻和抱鼓、柱础、踏跺、游廊构件雕刻精美。民居的门窗既多且大，门扇与窗户上雕刻的图案，无不洋溢着墨香和诗意。沿街的一方石头，一口天井，一扇小窗，也弥漫着坊巷的醇厚和温润。贯通郎官巷南侧和塔巷北侧的二梅书屋，结构通达，错齿咬合，流露着古代文人的风雅，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自有神韵。
坐落在衣锦坊的水榭戏台，古为水网交汇、河湾会潮之地。花厅内的戏台三面临水，山石环绕，方寸之间尽现灵秀之气，你坐在戏台下，可以看到生、末、净、旦、丑栩栩如生的表演。池中蓄养锦鲤，水清不涸，与台上曼妙曲声交相辉映，犹如一幅和谐统一的水墨画。
林则徐的师兄、江苏巡抚梁章钜修建的小黄楼，坐落在福州最秀美精巧的古典花厅园林内。“黄楼月色杨桥水，照遍钟山万点春”。小黄楼宛若点睛之笔，布局严谨，匠艺奇巧，融人文、自然景观于一体。因这别致园林，因这扑面文气，三坊七巷也匍匐成闽都的精美浮雕，一砖一瓦载满了历史的记忆，古城的情韵。
建筑是城市的符号，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也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三坊七巷以木质斗拱结构、庭院式组合为特色，讲究比例对称和节奏韵律，注重色彩、形态、环境和谐统一，其建筑风格与西方大柱廊格式的古希腊建筑、大拱形大圆顶的罗马建筑和两坡尖顶的哥特式建筑大相径庭。来到这里，我们不管拐进哪一坊、哪一巷，都会从世俗世界走进审美空间。看看周围的民居，每一处都匠心独运，巧夺天工，蕴含着古典艺术的无尽魅力。
作为浓缩福州历史文脉的古建筑群，三坊七巷不仅是一街一坊的超常集成，更是明清民居文化的集中展示。文化是三坊七巷独一无二的业态资源，蕴含其中的科举文化、船政文化、饮食文化、楹联诗学文化、闽台及海外交流文化，与蜚声中外的城市坊巷建筑艺术、手工艺制作艺术、古典诗画艺术联系在一起，沉淀为源远流长的文脉精髓。
历史无语，把前尘往事全部铭刻在朱门青石上。三坊七巷，历经千年风雨沧桑，一砖一瓦都有动人的故事。
一座城市，有这样一座坊巷，真好！
四
三坊七巷承载着福州的文化积淀，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街之一。它像一块海绵，吮吸着历史长河的活水，伴随着祖国日新月异的脚步，急不可耐地奔腾着、变化着。它把自己的过去写在坊巷的角落里和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针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有被抓挠、被锯锉、被刻凿、被撞击的痕迹。
三坊七巷七百年积淀的，是细细品味才能读懂的历史沧桑。我们在那里品读中国传统文化的趣味，依稀看见游人穿巷而过，有如欢快跳跃的五线谱；偶尔也有儿童在坊巷间嬉戏，让人想起“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难得渡，等妹撑船来接郎。问郎短，问郎长，问郎几时返”那首童谣，伴随着顽皮活泼的孩子们，飘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
青石，白墙，黛瓦，朱门，幽巷，古榕，曲翘屋檐，镂雕窗棂，精巧石础，亭台假山，一路夹道尾随，古意盎然。间或，某个名人故居的牌匾映入眼帘，那是先贤留在青册简编上的背影。睹物思人，肃然起敬，每叩访一处，我们都下意识地仰望苍穹，只见星斗还未上路，便安慰自己，不要着急，等到繁星缀空，自然有它们智慧的睿眼闪烁……
一座坊，一条巷，留下多少珍贵的历史遗迹；一幢房，一座桥，融入多少文化的价值和追求。岁月虽然褪去三坊七巷昔日的光彩，但又赋予它亲和儒雅的现代风韵。三坊七巷的文化气息，犹如一杯美酒，醉了福州人，也醉了南来北往的旅行客。
云冈石窟记
一
北魏人对石头有着特殊的感情，立国不到一百五十年，就在甘肃敦煌、山西大同、河南洛阳等地，留下了数十万尊佛陀造像。不消说，属意石头的南朝人惊得瞠目结舌，就是现代人看了，也会不由自主地抚掌赞叹！
鲜卑拓跋氏对石头的亲切问候，当数在大同武州山依山而凿的云冈石窟。这座东西绵延一千米，现存洞窟二百五十四个、造像五万余尊的石窟，代表了公元五六世纪中国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窟中雕琢的大佛、菩萨、力士、飞天、虫鸟……个个造型精湛，栩栩如生；那些佛龛装饰、碑刻题记，也精巧富丽，别有洞天。
北魏人确实有着超乎寻常的意志和韧力，不管冰天雪地，饥寒交迫，只要面对石头，他们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把永无休止地推动巨石当成一件乐事，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艰辛，什么叫劳苦。北魏人尽管没想过不朽，但三十年叮叮当当，凿击不止，竟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之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凿出了一个享有“东方罗马石雕”盛名的艺术殿堂——中国历史上极具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云冈石窟。
那些辉耀世界的佛陀造像作证，与莫高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的云冈石窟，是佛教东传的艺术反映，石窟艺术走向中原的开端。佛教起源于印度，随着汉代古丝路的开通，它翻过喜马拉雅山，传入了中华大地。经过与华夏文化的撞击与融合，南北朝时，它惊人的生命形式得到了广泛普及。这是一种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的包容和接纳。中华文化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自从舍道入佛之后，梁武帝就成了最虔诚的佛教徒。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不沾酒，一生用佛教教义来约束自己的生活。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初八，梁武帝到同泰寺“舍身出家”。此后多次离宫，“出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梁武帝已经彻底皈依佛教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朝廷内外、王侯百姓奉佛成风，修建佛寺、雕凿佛像成为一种时尚。但就寺院而言，仅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五百多座，且每座“经营雕丽，奄若天宫”。故而，杜牧写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南朝对峙的北朝，向佛之风毫不逊色。据佛教典籍《洛阳伽蓝记》记载，公元534年，北魏修建的佛寺就有三万余座，僧尼二百万人。而平定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则是佛教走向兴盛的中转站。
二
最早拉开云冈开窟序幕的，是来自凉州的高僧昙曜。公元460年，昙曜和尚在文成帝的支持下，主持开凿“昙曜五窟”。由于昙曜和他招募的工匠大都来自凉州，云冈石窟不可避免地弥漫着西凉的艺术神韵。
其实，西凉开凿的石窟早已融合了新疆龟兹（今库车一带）、于阗（今和田一带）的艺术特质，同时也洋溢着域外文化悠远而神秘的风格。龟兹、于阗同属于西域，也是连通印度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云冈石窟在收纳西域文化的同时，顺便把与印度文化深度交融的希腊文化也收纳了。
这就是北魏人的胸怀——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全世界的文化精髓。然后，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洞穿人类历史，让文化互通、交流互鉴成为以后几个世纪的主旋律。
这就是北魏人的气魄——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中华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互相化育，相得益彰，那峥嵘气象和恢宏格局，推动全球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赞叹：“这种宏大，举世无匹。”
云冈石窟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东传的历史，再现了希腊古典石刻艺术的印痕，反映了佛教造像在中国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它的独特创意，是按照帝王之身雕琢佛陀。唯因有了这不同凡响的“发明”，才在人与神、佛与帝、虚幻与现实之间，用石头雕琢出磅礴恢宏的皇家气势。“昙曜五窟”虽然历经千年风霜，露出了一副沧桑之相，但我们只要瞅上一眼，心里也会被惊叹填满。
第十六窟的释迦牟尼造像是现在佛。他身着毛毡披，胸戴佩结带，大裙齐胸，屹立在莲花座上，显示出道武帝征服鲜卑，建立北魏的不朽功勋。第十七窟以未来佛弥勒菩萨为主像，窟小像大，表现了明元帝平息叛乱的英雄气概。第十八窟的三世佛立像，身披千佛袈裟，屹立在二佛之间，暗示太武帝对灭佛的忏悔。第十九窟的佛像慈祥端庄，矜持肃穆，是太子拓跋晃的艺术形象。第二十窟的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标志性造像，也是文成帝的象征。工匠们用东方审美观赋予佛陀东方美女的造型，使中西文化在对石头的凿击中，实现了完美融合。
第七至八窟和第九至十窟是两组双窟，“二佛并坐”象征着冯太后参政一朝、摄政两朝。冯太后是文成帝的皇后、孝文帝的祖母，她不但主持完成了云冈石窟的二期工程，而且以霹雳手段实施“太和改革”。作为这场改革最重要的“均田制”，历经北齐、北周、隋、唐三百年而不衰，成为隋朝统一、唐朝鼎盛的基石。
冯太后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女改革家。太和改革的火炬照亮北魏，光耀隋唐，我们对她油然而生的兴味，远远超过了吕雉、武则天和慈禧太后……
三
历史不能忘却的是，北魏第六代皇帝孝文帝为北方游牧民族走向农耕帝国所动的手术。延兴元年（471年），他顶着豪强贵族的巨大压力，先行政制度，再农耕制度，最后推行文化改革。朝廷明令：把首都从大同南迁洛阳；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提倡鲜卑拓跋氏与汉族通婚；推行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传统祭祀方式……这些牵动文化生态的一系列汉化措施，既将中原文化融入了颠沛流离的马背民族，也将胡人的剽悍和豪气，植进了汉文化的血脉。
文化兼容并蓄，不仅加速了中国北方的文明融合进程，造就了伟大而开放的北魏盛世，而且打通了通往大唐的康庄大道。从这一点来说，孝文帝是北魏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帝王之一。我们在向他致敬的同时，也为分中国人为四等的元世祖忽必烈、强令汉人剃发的清摄政王多尔衮感到汗颜！
北魏把游牧民族的狂野之美引进云冈石窟，使佛陀造像更加异彩纷呈。第三窟是云冈规模最大的石窟。从外观上看，这座巨窟宏伟壮观，错落有致，但奇特的形制却为后人留下了悬念。我们不明白，这座石窟为何要凿成“凹”字形？它真是昙曜和尚的译经楼吗？石窟开凿初期为何不雕佛陀造像，等到了唐代再补雕“一佛二菩萨”像呢？这些不解之谜，既让游客们叹为观止，也期待后人研究和解读。
我们到第五窟去看看吧，那里有云冈石窟的第一大佛。大佛端坐在窟中央，头顶蓝色螺髻，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给人以挺拔肃穆之感。佛像俯视芸芸众生，把人间的悲欢离合尽收眼底；宽阔饱满的前额，似乎储满了佛陀的睿智和慈悲；一对垂到肩头的大耳，增加了造像的艺术感染力。云冈石窟“凿石造佛，形同帝身”，巨大的佛像与至尊的帝王融为一体，将北魏王朝的历史刻成了一部“石头书”。
第六窟是云冈石窟中最瑰丽的奇葩。矗立在那里的佛塔，集中体现了中西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佛塔起源于古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拜佛礼塔之风盛行，佛像、佛塔就成了石窟雕凿的主要内容。云冈石窟现存佛塔一百四十多座，分塔柱和壁面上的浮雕塔两种。第六窟那座高十四米四的塔柱与窟顶相接，四壁的浮雕塔，塔形简洁凝重，装饰意味浓厚。我们走进石窟，发现一窟佛像、菩萨、罗汉、飞天、瑞鸟、神兽、花卉……富丽堂皇，争奇斗艳，犹如琳琅满目的佛国。中心塔柱的塔腰和四壁上雕刻的释迦佛陀本生故事图，解说着佛祖从诞生到降魔成道、初转法轮的佛传历程，更具有“观者听、听者悟”的艺术魅力。
云冈石窟是北魏一朝具有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2004年，女作家毕淑敏到那里游览，“惊叹鲜卑这个激情燃烧龙腾虎跃的民族，还有着如花的细致和如水的柔肠。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塑像雄伟的风骨；只有精巧的手指，才能将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贯通在流畅的点线之中。北魏承上启下，你只要看到石窟，就会笃实地相信——这里已经蕴含了大唐的鼎盛和辉煌。中华民族的融合和遗传，转折和顿挫，都能在云冈石窟中找到基因”。
四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乱动荡的无序时期。富有戏剧性的是，一曲雄壮激越的民族融合交响乐，竟然由北魏轰轰烈烈地完成了。余秋雨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华文化研究，他说自己最倾心的朝代，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魏。余公在立于“云曜五窟”西侧的石碑上题书：“鲜卑拓跋氏铁骑建立之北朝，强劲提振中华文化，且同时汲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而成为当时人类文明之交流中心。中华文化，亦由此而精气充溢，直至辉煌。”
余秋雨先生认为：“诸子学说，难以构成大唐。直至北魏马蹄万里、雄气广凝，则大唐不远矣。”
通往大唐之路，就从云冈石窟启程。那一窟窟、一尊尊佛陀造像，是北魏亮出的文化名片，也是大唐文化激情飞扬的前奏。
北京的胡同
北京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来到这里，最让游人倾情的，不是名闻遐迩的故宫、颐和园、明十三陵、八达岭长城等名胜古迹，而是如同人体经脉的纵横交错的胡同。
那些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个方块，烙印为京城最鲜明最生动的街道标识。按照元代都城——元大都的基本格局营建的北京城，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井田制的审美观念，展现蒙古统治者的家国情怀。“里”中的道路，“因井而成巷”。里中辟巷，巷外有巷，这种错落有致的道路形态，元代以后，就以“胡同”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成了京城交通体系中的最小单元。
北京的胡同见证着京城的沧桑巨变，映现着百姓的民俗风情，每一条都有传奇般的故事。
一
胡同是蒙古语“水井”的借词。据元人熊梦祥所著的《析津志》记载，当时，元大都共有胡同二十九条。至于这些胡同的名字叫什么，由于该书是一部残书，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嘉靖年间，有个叫张爵的人把北京的胡同名称搜集起来，出版了一本《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据他统计，当时北京有坊巷一千一百七十条，其中四百五十九条被冠以“胡同”的称谓，几乎是元大都的十六倍。自此，胡同就以规整、严谨的道路形态，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北京到底有多少条胡同？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没名的胡同似牛毛。”就是这有名的三百六十条胡同，假如不一条一条辨认，恐怕连名字都叫不全。
人类的居住，古人讲究“居之安”。街道把城市切得如同方块汉字，胡同就是汉字的笔画，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书写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元人李好古曾在杂剧《张生煮海》中，讲述了张羽邂逅东海龙王的女儿琼莲的故事。杂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砖塔儿胡同如今还在——它位于西四路口，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胡同一旦形成，就要给它起个名字。地名，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接续千百年来的情感传承。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文符号。我们常说珍爱乡愁、寻找乡愁，这乡愁，很大一部分融汇在地名之中。地名，在寻找乡愁的人们心中，是一条回家的路。
有趣的是，北京的胡同并非都叫“胡同”。有的叫“街”，如外交部街；有的叫“巷”，如西交民巷；有的叫“道”，如马场道；有的叫“路”，如南礼士路；有的叫“里”，如安平里；有的叫“条”，如东四十条……其实，很多叫法都是人们的约定俗成，其中的“条”，才最具老北京特色。它指那一带胡同的第几条胡同，只是人们图省事，才缩减了称谓，用老北京人的话说，这叫“吞字儿”。
北京的胡同大多以衙署府第、宫坛寺庙、桥梁河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俗的名称命名。比如以衙署命名的“府学胡同”“贡院胡同”，以方位命名的“东坛根胡同”“南月牙胡同”，以市场贸易命名的“猪市胡同”“鲜鱼口胡同”……北京人干什么都讲生活化，老百姓开门七件事，于是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儿胡同”等称谓。有的胡同如果住过名人，这条胡同就会以名人的名字命名，比如“砂锅刘胡同”“王皮匠胡同”。“文丞相胡同”和“张自忠路”，则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和抗日名将张自忠而命名的。也有的胡同按形状命名，像“烟袋斜街”“羊尾巴胡同”“耳朵眼胡同”。但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字命名的胡同，光“大井”“小井”“双井”“细井”“甜水井”“苦水井”等“井儿胡同”，就不下四五十个。这些称谓乍一听，就非常民间。民间的东西最朴素最温暖，也最接地气。
在首都北京，胡同的称谓五花八门，呈现形态也不尽相同。最窄的大栅栏钱市胡同，宽不到一米；最宽的灵境胡同，最宽处三十二米；最长的东交民巷，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近三公里；最短的一尺大街，十来米长，仅六家店铺；拐弯最多的九湾胡同，拐弯不下十三处；最形象的斜街——烟袋斜街，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宛如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看上去活像一个大烟袋锅儿。
北京的胡同曲折着，蜿蜒着，灰墙灰瓦展示着民间中国的“范儿”——就像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不卑不亢，不张不扬，什么时候都朴素平淡。不信，你只要串上几条胡同，再和那里的老街坊聊一阵子，准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传奇般的经历。那里的家长里短、悲欢离合，都是北京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二
老舍先生在小说《四世同堂》中，曾这样描写小羊圈胡同：“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像个葫芦……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老舍先生的出生地，就是位于“葫芦肚”的祁家大院，如今已改名叫“小杨家胡同”。
南锣鼓巷是京城最热闹的胡同区，如今仍保存着元大都时的建筑格局。这条胡同两侧分别排列着八条胡同，胡同里的四合院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北京百态，珍藏着让人津津乐道的逸闻趣事。像帽儿胡同，走出了末代皇后婉容；像雨儿胡同13号院、31号院、33号院，分别是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开国将帅罗荣桓和粟裕的故居……它们在岁月里坚守，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
琉璃厂西起柳巷，东至延寿寺街，全长八百米。漫步街头，你准能体味到浓浓的“文化味儿”。琉璃厂是北京最大的书市，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艺斋、瑞成斋、萃文阁、戴月轩、荣宝斋……都红红火火，青春依旧。琉璃厂与新华街交界处的厂甸，年年举办春节庙会，是北京最热闹最火爆的去处。
全长二百七十五米的大栅栏，汇聚了京城商业文化的精华。那里虽说没有名胜古迹和名人故居，但百年商铺同样引人入胜。老北京人有句口头禅：“看玩意上天桥，买东西到大栅栏。”而“头顶马聚元，脚踏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说的就是大栅栏早年的繁荣景象。如今，大栅栏日均客流量十五万以上，除旧址老店瑞蚨祥绸布店、内联升鞋店、六必居酱菜店、荣宝斋文房四宝仍然释放着百年光泽，同仁堂和张一元茶庄、月盛斋肉店也生意兴隆，经久不衰。
北京最值得逛得胡同区是什刹海。在那里随便走走，你就会瞧见一所王府，红色的外墙，黄色的琉璃瓦，虽然经过时间淘洗，仍旧彰显着皇家的气派。有人说，没到过南锣鼓巷等于没逛过北京的胡同，没逛过什刹海等于没见过真正的王府。位于什刹海西南角的恭王府，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王府，素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之称。后海北沿46号是大学士明珠、成亲王永瑆、光绪生父奕譞、溥仪生父载沣的府邸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在那里住了十多年。
近些年来，北京旅游开发了一个项目——“串胡同”。游客乘坐人力三轮车，经什刹海西沿，过银锭桥到鼓楼，登楼俯瞰北京旧城区和四通八达的胡同，然后前往后海，参观古老的南北官房胡同、大小金狮胡同、前后井胡同，最后沿着柳荫街，到被称为“红楼大观园”的恭王府一饱眼福。
东四地区的坊巷是京城最“牛”的胡同，那里深藏着一个个经典老院和名人故居。东四最经典的胡同，当数东四三条至八条。六条有晚清重臣崇礼和著名“七君子”之一沙千里的旧宅；八条71号院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故居，院子里两棵西府海棠，枝繁叶茂，满院花香。叶老在那里起草了《标点符号用法》，草拟了中学语文教程，还创作了诸多童话作品。
北京的胡同里藏龙卧虎，很多名人、名家云集在那里，为胡同平添了知名度和美誉度。米市胡同有康有为的故居，北半截胡同有谭嗣同的故居，北沟沿胡同有梁启超的故居，棉花胡同66号是蔡锷的故居，钱粮胡同19号是章太炎的故居，南半截胡同7号是绍兴会馆，鲁迅先生在那里写下了传世名作《狂人日记》，东堂子胡同有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等人的旧邸……胡同里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铭记着从那里走出的国中翘楚、左海伟男。与中国历史有关的印痕遗迹，很多与这些风云人物有关。
三
北京的胡同不仅是北京人生活的舞台，更是古都跳动了近千年的脉搏。它像一部百科全书，是北京历史变迁的遗存。我们在那里寻找什么？是京城的历史文化遗迹，还是某种不该忘记的情怀与精神？
随着危房改造和城市建设的推进，北京的胡同也日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2012年初，我在柬埔寨旅行时，曾担心吴哥窟因为热带雨林的撕裂再次退隐到丛林里去，同样，我也为北京的胡同进入残局状态而忧心忡忡。胡同不仅是北京道路的组成部分，百姓较多依赖的生活环境，也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断言：“若干年后，一座城市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恨，将是这座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很难设想，没有胡同的北京将怎样感受市井民情和生活百态？没有胡同的北京还会有多少历史文化气息？如果连胡同都找不到自己合理的存在方式，那么，这座城市就会成为缺少“烟火气”的钢筋水泥森林。从城市景观、历史文化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角度珍惜它、保护它，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古都风貌的保护中探索一条新路，是亟待深入研究和回答的课题。
引得春风度玉关
玉门关自古“春风不度”，清人杨昌浚却写诗说：“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是中华儿女最经典的情感表达方式，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最集中的载体之一。诗人为玉门关赋千古绝唱，玉门关为诗人留万世英名。一首首古人的诗作，使玉门关以最初的记忆展现民族风貌，成了一座涵养中华文化之根的“诗关”。
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列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之时，因新疆和田玉经此关输入中原而得名，省称“玉关”，俗称“小方盘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玉门关东通酒泉，西抵敦煌，南接瓜州，西北与伊州（今新疆哈密）相邻。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玉门关在古代欧亚文明融合，中原与西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汉时，玉门关以西甘肃、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被称为“西域”。当时，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汉帝国与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使玉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丝路重镇”，总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
在那段辉煌的历史中，丝绸之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成了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因为张骞锲而不舍地“开凿”，大汉帝国才和罗马帝国遥遥相望，心手相牵。杜甫诗云：“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沉郁顿挫的诗行，满是对“寻源使”张骞“凿空”之功的敬意。
在汉唐，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经阳关、于阗，西逾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州、焉耆、龟兹、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麓西行，穿庭州、轮台、热海到碎叶。历史上，三条丝路将沿线国家联系在一起，书写出“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华彩篇章。
如今两千年过去了，玉门关故址巍然兀立在敦煌城东北九十公里处的沙石岗上，四方形小城堡天然而完美地张扬着大自然的本色，营垒和城郭遗迹尽显汉代的古老和沧桑。登上玉门关遗址，只见古丝路与长城、烽燧连成一条游龙，在戈壁、沙碛间逶迤西去，与古关的雄姿交相辉映，争艳斗奇。
这片土地曾是人类文明最敞亮的地带，丝路精神奏响了合作、开放、共享的交响乐。来到玉门关，最先跳出我们记忆存盘的，是唐代诗人王之涣那首《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虽然只有六首诗存世，但“每有作，乐工辄取以披声律”。这首五绝以千钧巨椽描绘西北边疆的壮美风光和戍边将士的怀乡之情，虽极力渲染戍卒不得还乡的怨情，但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全诗情景交融，苍凉慷慨，以悲而不失其壮的胸怀，吸引我们对玉门关倍加向往。
其实，最早吟咏玉门关的诗，当推北魏诗人温子昇的《凉州乐歌》：“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凉州乐歌》与《凉州词》一前一后，提纯中华儿女的语言和情感，创造了既雄浑磅礴又悲凉壮美的意境。
在文学诸体裁中，诗是文学的冠冕，是人生的敏锐触须。诗中有古今一脉的文化印记，有慰藉人生的精神给养，也有耐人寻味的审美情趣。继温子昇、鲍照、庾信之后，玉门关成了唐代边塞诗的重要抒情对象。诗情似火，愈燃愈烈，玉门关赢得了“诗关”的美誉。
或描写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艰辛，唐代边塞诗以如虹的才气，吟出了唐诗的阳刚之美。李颀的《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借汉武帝开边讽唐玄宗用兵，句句蓄意，步步逼紧，结句画龙点睛，展示出强劲的讽刺笔力。“七绝圣手”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把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结合起来，意境幽远，颇耐人寻味。
在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笔下，玉门关更是风骨凛然、雄浑悲壮。高适的《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梅落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在“虚景”和“实景”的交错中，用明快秀丽的基调、丰富奇妙的想象，描绘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塞外春光图。岑参两度出塞，他的《玉门关寄长安李主簿》：“东去长安万余里，故人何惜一行书。玉关西望堪断肠，况复明朝是岁除。”集旅愁、乡思、怀友、思亲于一炉，抒发了思家怀乡的情感。胡曾的《咏史诗·玉门关》：“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李昂的《从军行》：“汉家未得燕支山，征戍年年沙朔间。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恒闭玉门关。”都场景壮阔，气势磅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在唐代诗人中，李白写玉门关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视野广。“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首《关山月》以“关”“山”“月”描绘边塞景象，把眼前的离愁别绪融合进去，营造了更加悠远广阔的意境。“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先“景语”后“情语”，虽然没有直接写爱情，字里行间却渗透着深情厚谊；虽然没有高谈时局，但又不离时局，情调用意，始终没有脱离边塞诗的韵味。其他如《塞下曲》《从军行》《王昭君》……也都寄托着诗人的玉关情，含蓄隽永，委婉深沉，让人咀嚼不尽。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我们读诗，其实是在读诗人的情怀，读一个个远去的灵魂。在玉门关，我们没想到与那么多诗人不期而遇。可能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和玉门关有着千丝万缕的交集，可能是他们或悲壮、或苍凉的诗，把汉唐盛世的自信与自豪，熔铸成了一块块碑石。
有副对联写道：“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秦燧汉关今犹在，听塞外羌笛胡角马嘶张骞李广俱往矣”。玉门关的戈壁荒漠、丛林沟壑，无不挥洒着诗的光辉。它积极健康的情调，激扬情感，净化灵魂，提升人格，成风化人。
玉门关是诗的玉门关，诗是玉门关远去的灵魂。
敦煌流韵袅千年
建元二年（366年），有位叫乐僔的和尚手执锡杖，戒行清虚，云游到了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他见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金光四射，如现万佛，心有所悟，便在东麓断崖上开凿了一个石窟。时隔不久，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在乐僔石窟旁开凿一窟。两位僧人的锤声，吸引达官贵人、佛门弟子、商贾百姓、善男信女……纷纷把信仰投向这一千六百多米的陡坡，从而揭开了莫高窟千余年的开凿史。他们接力赛般凿到元代，累积了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二千四百余尊彩塑。这就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其名，盛大而神圣。翻开中国辽阔的版图，似乎还没有哪个地方像甘肃敦煌，因文化交流互鉴而名扬四海。莫高窟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有讲不完的故事；莫高窟如诗如画，似真似幻，有听不够的梵音。这是历史对敦煌的无私馈赠，是中华文明定格在丝路上的精彩画卷。我们走近它，其实是走近心灵世界，感悟宁静与安详，寻找崇高唯美的梦乡。
莫高窟的故事离不开佛。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便是僧人修行的所在，经中亚和西域传入中原后，就以造像艺术连通中国历史的血脉。莫高窟虽然是以表现佛教为主的宗教艺术，但内含的却是坚定而持久的精神信仰。在今天看来，这种精神信仰仍然具有涤荡心灵、振奋人心的力量。余秋雨先生说：“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莫高窟的“壮阔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多元融合。那片融建筑、雕塑和壁画为一体的世界级大型石窟群，用色彩对佛教故事、神话人物、山川景物、西域乐舞等形象进行艺术反映，淋漓尽致地透射出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精髓。建筑为艺术提供了驰骋的空间。莫高窟的建筑按功用划分，可分为中心柱窟、殿堂窟、覆斗顶型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僧房窟等不同形制。大小不一的石窟，集智慧、寄托、信仰、情感、文化、艺术于一体，中心圆形佛塔改成了方形塔柱，洞窟顶部前沿改成了像中国木结构房屋那样的人字披顶。毫无疑问，这是对印度式支提窟形制的借鉴和改造。
莫高窟的彩塑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形态。这些雕塑神秘而世俗地端庄着、快乐着，脸上挂着千年不变的吟笑和娇嗔。保存在大佛殿里的那座三十六米高的石胎泥塑像，是仅次于乐山大佛、荣县大佛的全国第三大弥勒佛坐佛。据佛经记载，弥勒佛是继承释迦牟尼的未来佛，他成佛后的世界就是弥勒世界。这身佛像是武则天为维护其统治而雕凿的，以造型之美、艺术价值之高享誉国内外。
遗存在莫高窟的一幅幅壁画，连接起来不下三十公里，堪称世界上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画廊。莫高窟的壁画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具体阐释，而且是历史画卷，是艺术永恒。它再现了十六国至清代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也烙印着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胎记。壁画中繁复华美的忍冬纹源自西亚，北魏吸收汉代云气纹的特征，北周又与中亚具有粟特风格的忍冬纹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装饰神韵。
走进莫高窟最早有纪年的第二百八十五号洞窟，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飞天。飞天在梵语中叫“提婆”，是源于印度的空中飞舞的神。这些壁画上的飞天形象，有的手持琵琶，彩云香花飘旋；有的扬手散花，姿势优美自如；有的紧握箜篌，羽衣随风翻动；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势若流星；有的在无边无际的空中飘舞，美轮美奂……一个个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呈现给游客的，是一个优美而空灵的佛教世界。
莫高窟挥洒的佛教艺术美，着重展示因果报应、求福消灾、丰衣足食、繁衍生息等内容，与世俗非常契合亲近，是人类珍藏和传承的生命精神。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中华民族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所有前来朝圣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佛教的感受，并在潜意识中生根、发芽、开花。
莫高窟是河西走廊上的“东方罗浮宫”，是半部中国佛教艺术史。我们仅看了几个洞窟，就有一种被千年不灭的信仰融化的陶醉，甚或被东西方文明汇聚绽放的晕眩。我们似乎觉得，洞窟中的佛像、壁画和游客全都融在了一起，与远方传来的磬钹声、木鱼声、诵经声，汇成了西域最壮观的风景线。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下寺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那是一个保存中华文明辉煌岁月的方形窟室，五万件文献和纸画、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同时也预示着那里将流泻出更多的屈辱。也许，藏经洞发现的不是时候，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谁还顾得上保管藏经洞里的文物？于是，欧美那些自诩为“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的强盗们，在民族败类王圆箓的配合下，以保护和研究文物的名义，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等强盗，偷偷将经书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东京，运到圣彼得堡，运到华盛顿……被称为“墙上博物馆”的壁画，也被白俄士兵肆意破坏……历史留给后人的壁画和彩塑，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空鼓、起甲、酥碱等病害的侵袭。
尽管古代文明屡遭不幸，但中华民族拥有世界文明宝库中最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所凝聚的生命精神，孕育了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禀赋。因此，莫高窟所代表的以佛教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仍然能够千古璀璨，笑傲世界！
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兼容并蓄、相互熔炼。它在不断吸收世界其他文明营养，并内化为旺盛生命力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自身文明的形态。莫高窟以可观可读的艺术形象，把古代一千六百年的历史浓缩在洞窟中。每一个洞窟记录的，都是人类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光；每一幅壁画展示的，都是不同时代的民众生活。处在丝路“咽喉”之地的莫高窟，在中西文化交流、熔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一带一路”全球经济振兴计划的实施，鳞次栉比的洞窟将抖落岁月的尘埃，以壁画、雕塑和经卷讲述佛教文化的交流、勃兴与辉煌，让每一位走进洞窟的游客，都能近距离感受古人对生活的态度、对生命的理解和对信仰的追求。
千古风烟望大漠
左公柳
从西安出发沿公路西行，两排威武雄壮的柳树急速地向我们身后闪去。这些行道柳，枝干壮硕，树梢葱茏，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远远望去，茂密的枝叶宛若天际一抹绿云，看不到头，望不到边。一棵树，就是一通不朽的碑，一部传世的传。因为这树，我们世世代代铭记左宗棠。
晚清重臣左宗棠以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和收复新疆等“武功”彰显于世，但他没有料到，自己死后会被谥号“文襄”；后人对他最没争议的，竟是那些被称为“左公柳”的行道树。
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发现那里政治腐败、军事瘫痪，土地芜废、人烟稀少，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鱼肥稻丰形成了强烈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陇亩，研究农林、水利等实用学。命运把他推到大西北，他干的最漂亮、最让人称道的事情，就是修路和栽树。
用兵西北首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东起陕西潼关，横穿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后，又分别延至南疆和北疆。这条路宽六七丈，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千里，被人们称为“左公大道”。有路必须有树。1871年2月，左公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他亲力亲为，每到一地都要检查营房周围是否栽了树。在他的率领下，湖湘大军一路走一路栽，前营栽罢后营管，终于，在千里戈壁栽的柳树，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长廊。
左宗棠为后人留下一片绿荫，也将自己栽种成了“大树”。绿色是生命的原色。对人类而言，自然界的绿，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每位运动员入场时，都要取一粒种子种在装有土壤的小盒子里。绿色代表生态环境，也寓意发展与和平、未来和希望。拥抱绿色、融入绿色，涵养绿色心态，常存善念之心，必能结出善行之果。
1880年12月，左宗棠奉旨回京。他在大西北到底栽了多少棵树，很难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史籍记载，光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就植活了二十六万四千棵，加上在河西走廊、新疆沿路和甘肃各州栽的树，少说也有二百万棵。
山河不语，掩没了多少沧桑岁月。三千里大道，二百万棵柳树，是左宗棠留在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是他辉煌的生命和尊严。
左宗棠和他的湘军改写了西北风物志，也丰富了西北文学史，一时以左公柳为题材创作的诗传唱不断。最有名的是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将军写的：“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如果以杨诗打头，顺流而下编部《左公柳诗文集》，肯定不乏名家名作。
1934年春，现代文学章回小说家、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到陕西、甘肃体验生活。他看到百姓以树皮、树叶充饥，有感而发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1935年7月，著名记者范长江到西北采访，左公柳也进入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道旁尚间有左宗棠西征新疆时所植的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企慕之思。”左宗棠去世不久，当时颇有名气的《点石斋画报》，发表了一幅《甘棠遗泽》图，再现左公大道的真实情景：山川逶迤，大道向天，绿柳浓荫下行人正匆匆赶路。画上题字：“种树十余年来，浓荫蔽日，翠幄连云，六月徂暑者，荫赐于下，无不感文襄公之德。”手泽在途，口碑载道，千年遗爱，左公柳是配得上这样一份景仰的。
文学艺术意象化了左公柳，使一个人和他栽的树一百四十年传唱不衰。我们发现，在晚清和民国，政府文告中总少不了“左公”“先贤”“遗爱”“遗泽”等词汇。1945年初版于重庆，后经王震将军提议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从书名到内文，凡提到左宗棠时，也一律尊称“文襄公”，而不得直呼其名。
或许，这比什么纪念碑都有深意存焉！
西出阳关
出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过玉门，抵敦煌，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是阳关。
拜访阳关完全是因为一首诗。安史之乱前夕，“诗佛”王维在咸阳置酒为好友元二送行。元二要去的安西都护府在龟兹（今新疆库车）。也许是苍天的特意安排，平日里车马交弛、尘土飞扬的驿道，那天却朝雨乍停，道路湿润，旅舍外柳色青翠，空气异常清新。两人坐在小酒馆里，相对执盏，醇酒燃情，酒喝了一杯又一杯，话说多少也说不完。王维举起酒杯，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亦称《渭城曲》）脱口而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临别依依，情深意切。在朝雨初晴、柳色清新的早晨送别元二，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既然如此，那就再干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找不到我这样的好朋友了。“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是寄情高原的男人的自语。举杯对苍天，惜别之情全在酒中，王维这杯壮行酒，元二不可能推却，也不会推却。
这就是唐人的气度——朋友离别，谁都不会洒泪叹息。这种气度，被王昌龄、李白、高适、岑参焕发得洒脱无比。王维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闻名于世，《送元二使安西》情景交融，感情深蕴，成为当时最流行、传唱最久远的送别曲。“相逢切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首句不叠，其他三句叠唱，《阳关三叠》唱无休，南去北来无了期。
今天，我们冲着王维那首诗赶往阳关，与其说是追忆，不如说是寻诗——寻找诗人的离情别绪，感受《送元二使安西》的意境和乡愁。
阳关居玉门关之南，古代以南为阳，故称“阳关”。
始建于元鼎三年（113年）的阳关，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汉武帝为抗击匈奴、经略西域，曾在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从此，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交通咽喉，成了古代丝路必经的关隘。
阳关故址在敦煌西南七十公里处，西出阳关，但见沙山浩渺无人烟，一条大道无尽头。唐代边塞诗人李益感叹：“眼见风来沙旋移，终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我们穿过一片绿洲，看见不远处有个土墩，上面立着两块石碑，“阳关故址”“阳关烽燧”几个大字提醒人们，这里就是王维诗中的阳关了。
阳关和我们的想象反差太大了。即使是古址，也不该落寞得没有水声，没有树影，没有古代关隘的遗迹，只把汉代的烽燧留在墩墩山上，任凭后人追忆和叹息。在墩墩山南面，有片一望无际的沙滩，当地人叫“古董滩”。古董滩残留的汉唐陶片、玉器、铜箭头、古币等，俯拾皆是。这些遗物，传递着阳关古往今来的凄凉和寂寞。
既然阳关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我们只能凭想象来揣摩古人西出阳关时的心情。是豪迈？是悲怆？抑或还有荒寂和失落？虽然以后到这里来的文人不少，但大多数是被朝廷流放的逐臣贬官。
阳关，一座被流沙掩埋、被文人吟唱的关隘，古往今来，它在人们心里，是凄凉悲惋、寂寞僻陋的象征。说实在话，阳关遗址真没什么好看的，它最重要的是缅怀，是追忆历史的沧桑。
今日阳关，烽燧残迹仍然屹立在墩墩山上，只是新修了一道名人碑文长廊。徜徉那里，既可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聆听远方传来的马蹄声和驼铃声。
回首阳关，故人已随黄沙去。辞别阳关，我们带着在古董滩拾捡的汉唐陶片，继续西行。
龟兹背影
新疆库车，盛唐以前称“龟兹”。
龟兹北倚天山，南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起轮台，西至巴楚，自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设西域都护府，龟兹就成了商品贸易的集散地，两河流域文明、南次亚大陆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交汇融合最集中的地区。作为古代丝路上的北道重镇、西域最大的城邦和佛教东传的中心驿站，龟兹吸引一代代旅行家、探险家、行脚僧、商贸者在那里驻足——一个看似荒凉偏僻、最缺少文化的地方，反倒成了中国古代最热闹、最有秩序的“文化集市”。
这个文化集市向人们昭示：文化是西域的精神大树，世代不倒，千年不朽。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生命能再来一次，我愿意出生在新疆那个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库车地区。因为那里是文化汇聚的福地。
距库车县城二公里的西皮朗村，是龟兹国的都城遗址。龟兹人当年居住的绿洲，如今仍定居着维吾尔族人、回族人、柯尔克孜族人、哈萨克族人和蒙古族人。这片土地躲开中原王气，藏下了龟兹文化中西合璧的底蕴，把它独具的多元特征和杂交优势，推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龟兹，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公元3世纪，佛教发展成了龟兹文化的主流。在龟兹王的倡导和支持下，西域人建寺、开窟、塑像、供佛，龟兹国霎时高僧云集，佛法广布。今日犹存的龟兹石窟，不仅见证了当时的盛况，也折射着龟兹文明的开放和自信。到了公元4世纪，龟兹已成为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随着“道流西域，名被东国”的鸠摩罗什译经长安，更多汉文版的佛教典籍开始在中原传播，从而为六朝佛学的兴盛和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开启了先河。
由此看来，龟兹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诞生地。龟兹石窟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等不同形制。“龟兹式”中心柱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的特色体现和艺术创新。克孜尔石窟是世界上同类洞窟开凿年代最久远的石窟。这种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显著影响了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新疆以东地区石窟的早中期开凿。
龟兹石窟的壁画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还有弥勒兜率天说法、天相图、金刚、飞天等题材。其中，以菱形格构图形式表现的本生因缘故事有一百余种，佛传故事有六十种，远远超过了印度和中国其他地区。在古代西域，乐舞艺术源远流长。龟兹作为西域文化的摇篮，可谓是乐舞的圣地。因此，龟兹壁画不仅是“佛教故事的海洋”，也是一部流淌着灵动音符和美妙旋律的乐舞史诗。体态轻盈、舞姿曼妙的伎乐天人，或弹琵琶与阮咸，或吹长笛与排箫，从他们唇尖、指尖流出来的天乐，破壁而出，飘然而下。龟兹乐舞从魏晋开始东传，对中原乐舞有着广泛的影响。在石窟发现的多种文字题记和文书，包括婆罗迷文、汉文、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等，佐证着龟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多种宗教与文化交流活动。
很少有哪个地区像龟兹那样，拥有如此多元的民族文化。文化是流动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追求、人文精神和智慧力量，是我们走向复兴的精神支撑。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选择多样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用古代的文化精髓滋养今天的生活，让传统文化的甘霖变成滋润人心的力量。
作为世界佛教艺苑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龟兹石窟不但保存着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形成、发展和流传、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中国佛教史、美术史、美学理论研究都有特殊价值。佛教是古代丝路上文化交流的载体，伴随着佛教东传的步伐，龟兹石窟艺术对西域文明和佛教文化东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高窟是龟兹艺术的延续和发展，一东一西，交互辉映，唱和着中国石窟艺术的脉动。
经历了一千多年风雨沧桑，龟兹石窟的遗存、遗风依然焕发着不朽魅力，并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吸引到那里，探索人类诸多文明的起源和千古之谜。也许，它们只是龟兹古国的一个背影，但耐下心来多看几眼，就会有所感，有所悟，有所得。
胡杨树
金秋十月，我们到塔里木河看胡杨。
胡杨又名“胡桐”，维吾尔语称“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丽的树”。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中国，中国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新疆，而新疆胡杨的百分之九十，又集中在塔河流域。
胡杨耐寒耐旱，是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树种之一。据说，库车千佛洞发现的胡杨化石，距今已有六千五百万年。在这无涯无际的荒漠戈壁上，胡杨追着塔里木河的脚步，绘就了一幅自然天成、色彩绚丽的油画。
沙漠是生命的负面，连一棵小草都吝啬自己的踪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来以绿色为尊、以绿色为王；而绿色又总是那么任性、那么倔强！我们沿着塔河逡巡，两岸的胡杨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或绿，或黄，或繁茂，或苍凉，它的根扎在沙漠，却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似乎觉得，只有这顽强的生命，孤傲的灵魂，才是沙漠不朽的宣言！
没有哪一种生命能像胡杨树，不动声色就把根须扎进沙漠，在地下积蓄生存的力量。任凭沙暴肆虐、盐碱侵蚀、干旱折磨、风雪杀伐，它依然顽强地挺立着，扩展着，如炬，如伞，如盖，如云，俨似哨兵、煞像卫士，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守护着凄冷苍凉的大沙漠。那份热诚，那份坚贞，那份奔放，那份浪漫，不管浸入谁的心里，都会感慨万分，惊叹不已！
位于塔河中游巴州沙雅县的世界胡杨林公园，集胡杨景观和沙漠景观为一体，是世界上最原始、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胡杨林保护区。走进园区，胡杨树高大粗壮的身躯，或仰天长啸，或弯曲倒伏，或豪气万丈，或静默无语，它们在烈日的炙烤下，用金黄色的树叶为造访者撑起片片阴凉。有的树冠已经枯死，却从半腰间伸出一两枝绿桠；有的躯干已部分焦枯，却在另一侧长着茂密的枝叶；有的树身匍匐在地，但靠枝杈的支撑，树冠依然歪扭着伸展。人们常说，不到塔河不知胡杨之美，其实，到了塔河不看胡杨，更不知道它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
傍晚，余晖洒进胡杨林里，微风吹过，枝叶颤巍巍地抖动着，阳光悄悄钻进来，落在一片片胡杨叶上。林区间，牧童唱着欢快的歌，羊群悠悠然自由走过。我们情不自禁举起相机，用镜头定格这美好的时刻。
沙漠的天黑得晚，八九点钟了，太阳还舍不得回家。碧蓝的天空上，月亮高悬一隅。胡杨树披着月光参悟人生，把深沉的情感埋在根下，把坚定的信念写进枝条，仿佛变成了生命的碑石。那一截截胡杨树残骸，更像荒漠里的幽灵，无声地讲述着遥远而悲壮的故事。
在我们的心目中，胡杨是有声音的。胡杨的声音是天籁，是沙漠与生命的变奏，是人与自然的交响；在我们的记忆里，胡杨是有色彩的。胡杨的色彩是五彩缤纷的集合，是浸润心灵的鸡汤，是人的生命的底色；在我们的感觉里，胡杨是有气质的。胡杨的气质是率真随性的洒脱，是恬静安然的内敛，是不趋功利的淡定。
沙漠是荒凉的，因为有了胡杨，它生命的音符才那样温润。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胡杨的本色是付出。它如同上苍赋予沙漠的使命，只有用心感应，用心体味，才能得其奥妙和真谛。于是塔河沿岸，那些耐旱的芨芨草、骆驼刺、杨柴、甘草、红柳……也都争先恐后赶来投靠，从而交织出一片翠绿，洋溢着生命的欢欣。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在浩瀚无际的沙海，它们所期待的，永远是灿烂的春天。
胡杨生在沙漠，长在沙漠，倒在沙漠，即使叶已干，身已枯，也要把自己奉献给沙漠。那无私的胸怀、忘我的精神，凝聚着无限的爱恋和忠诚！
这是怎样的一种树啊——铁骨铮铮，刚正不阿，既像沙漠活化石，绿洲守护神，又是一种精神力量，一个百折不挠的灵魂。
这是怎样的一种树啊——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腐。仔细想想，胡杨树就是一首诗，诗情使它的人生最灿烂，也最壮美！
来到塔河看胡杨，我们不仅看到了它生命的本色，也看到了塔里木人的心灵。我们真想变作一棵胡杨，为塔里木撑起明天的希望。
穷目千里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一首五言绝句，既让占河山之胜、据柳林之秀的鹳雀楼名扬天下，也让登高望远的朴素哲理有了余韵千载的诗意。
走进永济蒲州古城，正是“白日依山尽”的时分。远远望去，鹳雀楼高台重檐，黑瓦朱楹，在夕阳的映照下，愈加显得雄浑壮观。鹳雀楼古称“鹳鹊楼”，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旧在城西河洲渚上，周（即北周）宇文护造。”因时有鹳鹊栖其上而得名。中唐诗人李瀚写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云：“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唐世诸公多有题咏。历宋至金明昌时尚存。”元人王恽也在《登鹳雀楼记》中写道：“至元壬申（1272年）三月，由御史里行来官晋府，十月戊寅，按事此州，获登故基，徙倚盘桓，逸情云上，虽杰观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伟，云烟之胜，不殊于往古矣。”
鹳雀楼立晋望秦，前瞻中条山秀，下瞰大河奔流，紫气度关而西入，黄河触华而东汇，龙踞虎视，下临八州，在唐代已是登临胜地。文人雅士凭栏远眺，但见黄河翻卷着金波，奔腾咆哮，顺流而下。妩媚的晚霞给河滩涂上一层光晕，五彩缤纷，如诗如画。河对岸深黛的华山，通天拔地，万象排空，起伏着悠远的苍茫。距鹳雀楼二十公里的西侯度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就是华夏民族的中心。华夏的“华”，指华山一带，黄河西岸这块地方；“夏”，指大夏民族。西为华，东为夏，鹳雀楼恰好坐落在中华坐标的中心点上。
鹳雀楼和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被誉为我国四大名楼。自古名胜出文章。文章与景物相映生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亮丽风景线。岳阳楼因范仲淹而不朽，黄鹤楼因李白、崔颢而出名，滕王阁因王勃而名扬天下，鹳雀楼因王之涣而誉满九州。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鹳雀楼在唐代就被诗灌满了，“惟李益、王之涣、畅当三首最壮其观”。
公元704年，山西才子王之涣游览蒲州，登楼览胜，即兴写下的五绝《登鹳雀楼》，虽说只有二十个字，却以千钧巨椽描绘北国河山的磅礴气势和壮丽景象，堪称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的前两句写景，一开口就缩万里于咫尺，尺幅间得千里之势；后两句写意，把哲理与景物、情势融会得天衣无缝。古代诗评家认为：“王诗短短二十字，前十字大意已尽，后十字有尺幅千里之势。”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说，《登鹳雀楼》“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这首绝句总共两联，联联都用对仗，如果气势不够充沛，很容易雕琢呆板，支离破碎。《登鹳雀楼》首联用正对，句式极为工整，后一联用流水对，虽两句相对，却没有对仗的痕迹。1993年香港评选最受欢迎的唐诗，此诗在十佳中名列第四。
人们时常感叹王之涣走运——他在《全唐诗》中存诗不过六首，却有《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即《黄河远上白云间》）成其万世声名。或许《登鹳雀楼》的名气太大了，以至于围绕着它的署名权屡屡发生争议。唐人芮挺章的《国秀集》、明人赵宦光的《万首唐人绝句》和钟惺的《唐诗归》，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竟把王诗的作者易为“朱斌”。但是，《登鹳雀楼》与王之涣早成为定式，要把作者改成一个陌生的名字，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台湾诗人余光中戏言：王之涣传世之作寥寥，偏偏这首“白日依山尽”，还有“朱斌”来抢，真是可恼！
李益的《登鹳雀楼》也值得一读：“鹳雀楼西百尺樯，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乡望，远目非眷亦自伤。”诗人将历史沉思、现实感叹、个人感伤融为一体，赋景新切，寓感宏深，为历代所传诵。清初最有创见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说：“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畅当的《题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生动描绘了鹳雀楼“遐标碧空，影倒横流”的秀美景色，诗境壮阔，逸情云上，不失为一首名作。但有王之涣《登鹳雀楼》在前，相较之下，李益、畅当的诗终因缺乏王诗的境界，只好让王之涣独步千古。
唐宋时期，拥山河之胜的蒲州名楼，成了诗人们赛诗的舞台。大历（766-780）年间，十大才子之一的耿潍曾写《登鹳雀楼》，感叹自己如同迷途的小鸟，抱负不成，壮志难酬。晚唐藩镇割据，朋党内讧，许多卓有才华的诗人沦为江湖游子，他们心里早就没了盛唐诗人的豪气。在落魄诗人司马札眼里，鹳雀楼烟云笼罩、阴影重重，夕阳日短、草木萧条。晚唐张乔的《题河中鹳雀楼》和吴融的《登鹳雀楼》，也情绪低沉，景色苍凉，看不到王之涣诗中的盛唐气象。
名诗传千载，黄河万古流。王之涣以如虹的才气，呵出了云蒸霞蔚的唐诗意蕴。唐代文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峰期，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处山水，都铭刻着唐诗的印迹；中华儿女的每一条血脉，都流淌着唐诗的旋律。唐诗打开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激情鼓荡我们的理想，开阔我们的胸怀，升华我们的情操，奏响具有时代意蕴的华美乐章。
从北周到隋、唐、宋、金，七百年后，金兵与元军争夺蒲州。“夜半攻城一登，焚楼、橹，火照城中”，鹳雀楼毁于战火，仅存故基。此后，因黄河泛滥，河道频改，鹳雀楼故址难觅，人们只好把蒲州的西城楼当作“鹳雀楼”。其间，虽有登临题咏者，但不见王诗蓬勃向上的气象。正如清人尚登岸所说：“河山偏只爱人游，长挽羲轮泛夕流。千里穷目诗句好，至今日影到西楼。”
1997年12月，鹳雀楼复建工程破土动工，重建的鹳雀楼四檐三层，通体采用唐代油漆画装饰。楼内陈设以黄河文化和河东文化为主题，彩色欧塑壁画、浮雕、蜡像、雕像，艺术地再现了“舜耕历山”“大禹治水”“嫘祖养蚕”等历史传说和秦晋名人，使盛唐景象重新得到了展示。
在中国文化史上，提炼时代精神和心灵的总是诗。马尔克斯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他在诺奖宴会上讲话时，也把诗称为“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我们吟诵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领略“更上一层楼”的高远境界，仿佛觉得，山水给诗以灵感，诗给山水以灵魂。那些世代相传的诗词文本，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惠山皓彩入幽抱
共访青山寺，曾隐南朝人。
问古松桂老，开襟言笑新。
步移月亦出，水映石磷磷。
予洗肠中酒，君濯缨上尘。
皓彩入幽抱，清气逼苍旻。
信此澹忘归，淹留冰玉邻。
唐代诗人窦群一首意境清新的《同王晦伯朱遐景宿慧山寺》（慧，通惠），把一个个游客吸引到惠山。我们去那里造访，固然是为了品名满天下的“二泉”水，但更重要的，是寻找中华文化的乡愁，探索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
惠山承载过厚重的历史。只有浸润着中华文化神韵的山，才有挹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只有张扬着民族品格的水，才有与时俱进的时代之魂。
一
自古以来，惠山就是寻幽览胜、亲近自然的好去处。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赴任杭州途中，路过江苏无锡，他与诗友钱颖同游惠山，同品二泉水泡的小龙团，挥笔写下《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
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
这首七律想象奇特，意境丰富，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堪称“天下第一品茶诗”。你看诗人独携皓月，由天外飞来，与钱道人同汲“二泉”水，同品“小龙团”，明月有情洒惠山，清茶一杯也醉人。苏轼游览过无数或雄壮挺拔或清逸俊秀的名山，但“江南第一山”惠山，他来了就有点流连忘返。
惠山，以名泉佳水著称于世。苏轼诗中提到的“人间第二泉”，位于无锡西郊锡惠景区内。此泉有三个泉池，泉水从暗穴流出，再由龙口“吐”入池内。漪澜堂前有尊观音石，堂后就是闻名遐迩的“二泉亭”。亭内和亭前的泉池，相传由无锡县令敬澄所凿。上池为八角形，水质最佳；中池呈不规则方形，水从若冰洞浸出。此洞与石泉都是唐代僧人若冰发现的，故称“冰泉”。
这清碧甘洌的泉水，从开凿之日起，就和品泉鉴水连在了一起。唐朝是诗的黄金时代，也是茶之盛世。“茶圣”陆羽遍尝天下名泉，以为“庐山康王泉第一，惠山石泉第二”。一千多年间，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莫不以品“二泉”水为快。会昌（841-846）年间，宰相李德裕下令地方官用驿递的方法，把“二泉”水运到长安，供达官显贵享用。诗人皮日休写诗讽喻，曰：“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宋代，“二泉”水不仅被宋徽宗诏令为贡品，宋高宗也认为泡茶之水“惠山为上”。他南迁时，特意题写“源头活水”四字于二泉亭。康熙、乾隆多次到惠山品泉，写了不少诗，也题了不少联。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更是将他在惠山的一壶茶，引至《惠山茶会图》中。
二
儒家以茶修德，道家以茶修心，佛家以茶修性，茶成了儒、道、释提升生命境界的媒介。贞元（785-804年）之后，品茗悟道之风盛行，茶事诗家大量涌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白公一生嗜茶，堪称茶的知音。“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食罢一觉睡，醒来两瓯茶”“无由持一碗，寄于爱茶人”……他有诗三千首留世，其中以茶为主题或叙及茶事的诗，就有六十首之多，是唐代写咏茶诗最多的诗人。
元稹和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元公深知白居易嗜茶，特意写《一字至七字诗·茶》相赠。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首宝塔诗成了我国古代茶诗中的名篇：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砖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元稹的宝塔诗文情并茂，道出了诗人与茶朝夕相伴、自由惬意的境界。元白之后，茶诗愈发兴盛，在苏轼、蔡襄、黄庭坚、陆游等大家的诗文中，都能看到他们爱茶、嗜茶、品茶的踪影。宋徽宗不仅嗜茶，还写了一部关于茶的论著《大观茶论》。现如今，惠山的茶文化居全国前列，想必是有缘由的。
吸引苏轼到惠山来的，除了和钱道人同汲“二泉”水煮茶品茗，还有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太湖山环水绕，八百里湖岸蜿蜒如龙，三万六千顷碧波水光潋滟。苏轼站在惠山眺望，只见烟波浩渺，气象万千，七十二峰叠峦起伏。他临风怀古，饱览“浪叠雪峰连，山谷翠崖断”，品味“中流仿佛闻鸡鸣，何处堪追范蠡踪”，不由自主陶醉其间，物我两忘。
始建于南北朝的惠山寺，早就随着“人间第二泉”的声名誉满天下。唐宋时期，那里香火不绝，盛极一时。许多文人墨客如顾况、李绅、倪瓒、沈周等人，即使从门前路过，也要到寺里听晨钟暮鼓、经声佛号，体味遁世隐居的禅意人生。
锡山顶上的龙光塔鬼斧神工，是无锡的一座标志性建筑。我们登塔俯览山下，但见波涛翻滚，烟波浩渺，气势磅礴，水天一色，别有一番风情。远处传来的古寺钟声，仿佛是诗化的雷声，悠扬而神秘；二泉水淌过唐宋元明清的河道，波光粼粼，一路奔涌，倒映着一个又一个月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三
中秋赏月由“祭月”“拜月”演变而来，宋代，被约定俗成为以赏月为中心的民间节日。由是，文人的笔触只要轻轻移动，就会以月寄心，与月亮相逢。月亮是古代文人写诗、作画常用的意象。他们写月，写的是月影；他们画月，画的是真情。真情实感一旦融入诗画之中，很容易引发“化学反应”。
临近中秋，惠山脚下金桂飘香。八月十五夜，人们到二泉边休憩聊天，品茶赏月，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一定能拨动你的心弦。要是你觉得还不过瘾，不妨踩着台阶往山上走走。途中，每一处亭台都是赏月的好去处。如果你从惠山寺御碑亭拾级而上，过洪武古银杏树不远就是听松亭。一块长约两米的天然石安卧亭中，附近有苍松翠柏烘托——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听松石床”。传说，这石床是有灵性的，人躺上去，就会随着人的身高拉长或缩短。为了石床的“灵性”，来此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
中秋对于无锡人来说，是最有传统意义的一天。无论阖家团圆，还是望乡思亲，都会借月状景，托月寄情，表达对亲人无尽的怀念和祝福。月亮是中秋的眼睛。李白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让古代的文化精粹流入今天的生活，让绵延不断的诗意沐浴未来的征程，无锡人忠实地守护着精神故乡，任凭时代变动不居，永远怀着自信和从容。
好美的中国乡村
地处皖、浙、赣交界处的婺源，是江西省的一个山区小县。那里山灵水秀，贤哲挺生，被誉为“海内灵奥名区”。我们慕名到婺源旅游，好像走进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古典园林，在诗情画意的陶冶中，感受着“最美中国乡村”的魅力。
婺源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山是青山，水是绿水，古朴秀美的风光既让人陶醉，又令人眷恋。我们只要瞅上一眼，就想天人合一，源远流长。它的气质，它的内存，不仅是当下的片断，更是过去和将来一以贯之的完美整体。
这种植根于山水的美的力量，是厚德、友爱、向善、孝道滋生的道德之长、思想之光和精神之美。它渗透在婺源的土壤里，不但融汇成一种观念，而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凝聚成砥砺操行、涵养文明的力量。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汲取美的养分、慧的力量、文的气质，也就放大了婺源的人文内涵，孕育了“向美而生”的底蕴和风骨。
从本质上说，婺源文化是尚儒的。史籍记载，自宋至清，那里的文人存世三千一百部著作，其中一百七十二部入选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江湾镇汪口村那座享誉中华的俞氏宗祠，不仅集中了俞姓家族的骄傲，也积淀着儒家文化的气场。大观年间（1107-1110年），俞姓在此开山立基，八百年出了八十三个七品以上文武官员，十三个文人学者。宋代俞杲父子同朝为官，人称“父子柱史”；明代俞文进、俞文达兄弟同榜高中，也被传为佳话。在岁月流淌的长河里，俞氏宗祠是一座被汪口人世代守望的精神家园，数百年来，有多少人沿着青石板路走出大山，为人生平添了一份精彩。
坑头村是创造科举奇迹的摇篮。我们在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看到，横七竖八躺着几十个八角形柱础，每个柱础上面都有一个圆洞，上面刻着“乾隆乙酉科”“乾隆乙亥科”“道光己亥科”等字样。村民告诉我们，这是当年祝贺学子高中的旗杆石。它见证历代科举的成果，也点燃了读书向学的火种。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五发明”，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不管它有多少弊端，但作为诱导人们潜心向学的力量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文风、文气和文脉，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崇尚文化的氛围。
科举制度的“功绩”，是从根本上打破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把文化水准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使社会重心和人格价值形成了一种取向，一种文化秩序。科举制度给读书人炫示了一个既近又远的“诱惑”，于是，这诱惑就成了读书人浸入骨髓的抱负，改变命运的动力。“山间茅屋书生琅，放下扁担考一场”，形象地概括了婺源人崇尚读书的文化生态。
有这种文化生态催生，石头缝里也能长出大树！来婺源之前，我们从资料上看到，坑头村在明清两朝中了四十个进士，其中潘姓在明代就有十一个。潘潢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和南京工部、吏部、兵部尚书，因而享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美誉。潘家老屋的门楼上，至今还挂着一块门匾，上面恭恭敬敬题写着“赐进士出身知婺源县事郑国宾——太宰读书处——南京礼部尚书潘潢——咸丰五年春”的字样。
婺源有句俗话：“十户之村，不废朗读。”走出太宰读书处，我们见到了一位手捧书本轻声朗读的女学生。她不过十六七岁，也许就是“六部四尚书”潘潢的后人。我问她在哪里上学？她说：“在清华镇中学。”我知道，坑头村地处深山，从那里到清华镇，光山路就有十多公里。我问：“走那么远的路，累吗？”她答：“不累！”我问：“星期天回家还用功？”她答：“读完高中，我还要考北京的大学，不争分夺秒不行啊！”
我被她的远大志向感动了——“考北京的大学”，对一个山村女孩子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进京赶考”啊！
古人说：“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书是人类视接千载、心通四海的桥梁，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要拿的“通行证”。书总结了人类的智慧，是我们成长进步的阶梯。如果你的脚下不踏上一梯，踩着巨人的肩膀前进，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只家雀。你可以不愁吃穿，自得其乐，但你无法开阔视野，掌握事物之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是人生的避风港，诗意的栖居地，气质的涵养源。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给人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更是心境的淬炼、精神的澡雪和人格的升华。由此看来，书是人生所有的财富——有了物质，才能活着；有了精神，才是生活。
婺源是儒学的沃土，也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在婺源人的人文架构中，朱熹是一簇引路的火把。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以“天道”“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人们公认的可与孔孟比肩的大儒学家。他的“以理修身”思想不仅与婺源的民风合拍，也符合婺源人的道德标准。从南宋到乾隆年间，朱子理学走红六百年，对婺源文化及社会风气有着深刻影响。婺源人一直以朱熹为荣，他“穷理之要，必在读书”的教诲，让代代学子铭记在心！
在婺源行走，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还有“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的故事。传说明朝时，有七个文人到婺源游玩，走到渡口，便大呼小叫要船夫渡他们过河。船夫听说这几个人是文坛名士，有意向他们讨教学问，但七个文人谁也瞧不起船夫，随口出了对子的上联：“尺蛇出洞量量九寸十分。”——讥笑船夫是小蛇一条。船夫应声对道：“七雁投河点点三双一只。”——反讥他们是痴呆的大雁。
七个文人边走边观赏风景，他们看见路边有个茶棚，又目空一切地喊道：“我等是北方才子，快快送杯茶来！”卖茶的村姑笑道：“我这里有副对联，对出来不收茶资，对不出来再回家读书三年。”村姑随口说出上联：“一杯清茶能解解解员之渴。”一连用了三个“解”字——这第一个“解”字，乃解除之意；第二个“解”字，乃姓氏中的解姓；第三个“解”字，乃乡试第一名，读“界”音。妙联一出，七个文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全傻眼了。
传说终归是传说，但婺源的“地域灵魂”绝不可小觑。透过这些，我们洞彻了婺源人的精神追求和内心世界，从一个侧面认识了婺源的文化底蕴。在婺源，就连地名也发思古之幽情。比如“紫阳”“赋春”“篁岭”“理坑”“词坑”“虹关”“太白”……哪一个不是文绉绉的？婺源的方言也很古雅，比如厕所称“舒园”，拔草称“刈青”，上午称“上昼”，黄昏称“断暗”，梅子叫“酸梅”，橘子叫“金豆”，猴子叫“猴狲”，母猪叫“猪娘”，甚至困了打瞌睡，也被称为“春困”，女人修面被说成“摘额”……地名和方言最能体现“地方美学”的特征，同时也闪烁着中华文明的光晕。
婺源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建县，距今不过一千三百年。以厚重历史感和文化情怀孕育的乡土文化，是婺源的“地方心灵”。探究沉淀在当地民众心理结构中的文化因子，弄清这些文化因子对他们心理结构的塑造和影响，才算真正读懂了这个地方。
人人都说江南好，婺源美景赛江南。中国最美乡村的旷世之美，是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高度契合的蓝本，更是中华文化的超常集成和融合互鉴。
荆州古城墙
始建于汉代的荆州古城墙，与南京、西安、襄阳、兴城、平遥、北京等城市遗存的古城墙一道，以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保存完好、规模恢宏而名闻遐迩。它的阅历有如一部编年史，无论你从哪章哪节读起，都能解码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和价值内涵。
荆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唐代以前，长江流域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益州（今成都）和荆州。这三座古城与以后崛起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第一方阵。荆州经过十五个王朝的刀光剑影，将文化底蕴深深烙印在这片载满梦想的土地上。面对以“铁打”“完璧”著称的古城墙，我们只要登临其上，就能走进这位“历史老人”的家园。
荆州的古城墙由墙体、城门、瓮城、城垛、炮台等部分组成，城垣依地势而高下，顺湖池而迂回，就像一条逶迤绵延的游龙。城墙外，四季交替的原野勃发着无限生机；城墙内，悠远厚重的历史文化疏瀹灵魂，澡雪精神，昭示着不同的生命指归和精神向度。我国最早的城墙是周厉王姬胡修筑的，到了宋代，才由土墙发展成砖墙。我们看到，砌筑城墙的青砖有的刻着烧制时间、烧制地点和监制官员的姓名，铭文有阴刻，也有阳刻；书体有行书，也有楷书。荆州古城墙发现的文字砖，是洪武二年（1369年）烧制的，它比修筑明长城用的文字砖，起码早了一百年。
在荆州古城墙修筑史上，文字砖是不可多得的实证。它像世代传承的“家谱”，悠久、凝重、有序，让人一眼就能看见昔日的峥嵘，感受到那个家族瓜瓞绵绵、枝繁叶茂的气象。
荆州的古城墙与其他城市遗存的城墙相比，有着全闭合、多元化的特征。暗设在墙体中的藏兵洞，洞中有洞，从瞭望孔暗箭齐发，常常使攻城之敌猝不及防。城门、瓮城、马道、炮台等建筑形制，依然保留着明代砖城的风貌。护城河与古城墙，既是防御工事，又是人文景观。两千多年过去了，环绕城池的古城墙，雄伟挺拔，古朴深沉，就像城市的安全屏障。
一次次战火让荆州古城墙建了毁，毁了建，如今，城墙上行人，内环道驱车，外环道跑马，护城河荡舟，即使在幽静平淡的日子里，人们也能感受到生活的惬意。
荆州的古城墙有六座城门，城门外因地就势，增筑曲城，曲城门与主城门形成了双重城门，四重门防。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和保护古城的需要，当地政府又增开了新南门和新北门。至此，荆州古城加上改造加宽的小东门，就有三条机动主车道和五座古城门与外界连通。人们不管从哪座城门进出，都能抱希望而来，得彻悟而去，所有的憧憬和希望，全部成了复兴古城的梦想。
领略荆州古城墙的绝妙风采，最好的去处是东门和大北门。东门也叫“寅宾门”，城楼壮观，瓮城最大，是古代迎送朝廷使者和八方宾客的所在。大北门又称“拱极门”，古代为北上中原的驿道出口。我们沿着东门的马道拾级而上，信步登上雄伟峻肃的宾阳楼，只见章华台、江渚宫、息壤庙、辽王府、开元观、玄妙观、铁女寺、万寿宝塔等古建筑，如同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用不着张扬和渲染，本身就蕴含着深不可测的文化景象。远处的八岭山，林木葱郁，雄奇幽深，生命力格外古朴坚韧；古墓群、平头冢、换帽台、落帽台、马跑泉等胜迹，经过千年积蓄，也凝固成历史的标本、岁月的陶片和扑朔迷离的故事。
沿着古城墙一路前行，我们眼前飞舞着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楚国的崛起和衰亡，仿佛就在昨天。当它铅华落尽，风光不再，我们看到的最本真的东西，就是历久弥新的荆楚文化。中华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但最早向世界展示大气和华丽的，却是春秋战国时期。屈原是我们不忍心提，又不得不提的爱国诗人，他把荆州作为建功报国的舞台，以悲剧的方式昭示着生命的价值。
荆州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各路英雄的爱恨情仇构成了魏、蜀、吴争雄的主轴。古城墙上，蜀国的彩旗随风招展，弥漫着当年的烽火狼烟；不远处的三国公园，把刘、关、张和“刘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关羽失荆州”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演绎成荆州人的生命和梦想。荆州是三国鼎立的沃土，只有这片土地，才能承载起群雄逐鹿、叱咤风云的豪迈。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代文学家杨慎这阕《临江仙》，借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让人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中探索永恒价值，在成败得失间寻找深刻哲理，既有历史兴衰之感，又有人生沉浮之慨。
荆州古称江陵，是少有的宰相之城、文豪之城和名士之城。据说清代以前，共有二十三位宰相从那里走出，数不胜数的文人国士在那里流寓。我们站在城头，仿佛看见了楚庄王、孙叔敖、伍子胥、诸葛亮、张九龄、张居正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王侯将相的身影，听到了屈原、宋玉、陶侃、习凿齿、王粲、李白、杜甫、岑参等文人墨客的歌吟。特别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写的那首《下江陵》（《早发白帝城》），更给人一种锋棱挺拔、空灵飞动的欣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全诗悠扬轻快，意境奇妙，信手就能拈出回味悠长的气韵。杨慎在《升庵诗话》中称赞它：“惊风雨而泣鬼神矣。”的确，《下江陵》为李白雄奇奔放的诗风平添了飘逸之气，也使荆州因此誉满海内外。
漫步在荆州古城墙的观景走廊上，宛若行走在岁月长河的甬道里。荆州古城墙见证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展示着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本来面目。荆州的历史太悠久了，随便一块砖、一片瓦，都比欧美一些国家的历史古老得多。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规律，越是古老，神秘感就越浓重，无从查考的真伪也就越多。就像《周易》，万事万理皆系于它，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弄通它？
荆州古城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透射出了苍老和衰落的无奈。我们真担心有那么一天，释放着无限文化能量的荆州古城墙，会因风霜侵蚀和某些人的短视与盲目，失去好不容易才得以保存的本色。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对它敬畏并进行保护，更有理由期待一座古城的神韵青春永在，与山川同寿！
荆州古城墙吸引我们的，是它满身的皱纹，甚至某些残缺不全。沧桑感是历史强劲的韧带，最能传唤生命的新陈代谢。这座古城墙所演绎的天荒地老，所映射的历史沧桑，都让人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就是那座亚洲最大的混凝土斜拉式长江大桥，那座伫立在凤凰广场中央的金凤腾飞雕塑，都与春天升腾的蛰气氤氲着，与城墙垛口下朦胧的灯带交织着，绘成了一幅既古典又现代的瑰丽画卷。
城市，是人类的创造；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历史的滋养使荆州变得丰富、厚重、人文、传奇，动人的故事把荆州浸润得更加年轻，也更有魅力。
旅游，是一场观己察人的品读，是人与旅游景点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体验。能在荆州感受楚文化的精神粹质，能在心智和情操上得到美的陶冶，我们也就不虚此行了。
古黟桃花源
散落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古村落，是代代先民繁衍生息的聚居地。它像一件件历尽沧桑的文物，既有如诗如画般的聚落形态，又承载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来到西递，我们仿佛走进了陶渊明营造的桃花源，满眼都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美。
坐落在黄山南麓的西递，又叫“西川”“西溪”。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水通常自西而东，顺势而下。西递的两条溪水却由东向西，缓缓奔流，所以就有了“西川”“西溪”的称谓。明末清初，那里曾是古驿要道，朝廷设有“铺递所”，后来遂改名为“西递”。
西递是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记载，西递胡氏的始祖胡昌翼是唐昭宗的皇子。公元904年，唐昭宗在梁王朱温的胁迫下，从长安迁都洛阳，途经陕县时皇后产下一子。他预感此行凶多吉少，便将皇子“护以御衣，侑以宝玩，匿讳民间”。后来，路过此地的徽商胡三公将他秘密带回老家安徽，改姓为“胡”，取名“昌翼”。公元925年，胡昌翼“明经登第”，胡三公才告知他的身世。于是，胡昌翼隐居乡里，“倡明经学，为世儒宗”。后人尊其为“明经公”，并以“明经胡氏”为姓。
西递始建于皇祐元年（1049年）。它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因为那里的生态环境具有鲜明的徽州特色。曾在乾隆朝任户部尚书的曹文埴这样描述西递：“青山云外深，白屋烟中出。双溪左右环，群木高下密。曲径如弯弓，连墙若比栉。自入桃源来，墟落此第一。”现如今，西递有“古黟人间仙境，桃花源里人家”的美誉，不能不说是安徽黟县的造化。
站在西递村口，我们首先被那座雕工精巧的石牌楼吸引住了。石牌楼古朴宏伟，富丽堂皇，正楼匾额上雕有“恩荣”二字，东西两面分别刻着“荆藩首相”“胶州刺史”的字样。历史上，西递曾建有十三座石牌楼，以旌表孝悌贞节，但大都在“文革”中被毁。只有皇帝恩准敕建的胡文光牌楼，被当作“反面教材”保留了下来。它傲然矗立在西递村口，既是胡氏家族显赫地位的见证，也是西递九百多年沧海桑田的象征。
沿着纵横交错的街巷走进西递，脚下的路就像长长的胶卷，每一格都有动人的故事。西递的民居多为三间四合两层多进，外墙不设窗户，仅留天井采光通气。厅堂正中摆着一张木桌，上面放着徽商“四宝”：座钟、帽筒、花瓶和镜子，隐喻“终生平静”之意。我们不管走进哪家哪户，都能见到给人以陶醉、思索和启迪的楹联。“孝悌传家根本，诗书经世文章”“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对联，是西递人感悟人生的体会，也是他们警示或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我们跨进一座名叫“瑞玉庭”的民居，这是一户典型的诗书人家。正厅墙壁上，有副“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全自吃亏来”的楹联。耐人寻味的是，这副楹联中“快乐”的“快”字少了一点，“辛苦”的“辛”字多了一点——暗喻子孙少一点安逸，多一点奋斗，才能平安快乐。我们常说苦中有乐，乐在其中，西递人把这种辩证法演绎到了极致！
穿过石桥，便是胡氏祠堂的敬爱堂。胡氏祠堂分宗祠、总支祠、分支祠和家祠。坐落在村中央的敬爱堂，是胡氏祠堂的总支祠。祠堂横跨三十米，面积一千八百平方米，下庭两根黑色大理石柱与上庭两根大白果木柱，相互对称，支撑着规整的梁架，给人以恢宏端庄、雄伟壮观之感。祠堂是家族的圣殿，是一方独特的“中国印”。那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和天地人的大道理，那里血脉绵延，传承赓续，千年百代，生生不息。走进祠堂，黄皮肤的中国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根”，都能听到先人熟悉的脚步声，感受到香火味里的家训和宗功祖德。
绣楼是小姐抛绣球招亲的所在。我们闲坐在美人靠上，品一杯香茗，浓郁的桃花香充溢其间，好像走进了“桃花源人家”。据说，那里经常有“抛彩球、选佳婿”的民俗节目表演，可惜我们没有遇到。否则，还不知名花最终落谁家呢！
从绣楼出来，我们漫步曲径深巷，感受徽派古建筑独特的神韵。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固体的诗行。以黑白为底色的古民居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好似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跨进居室，那华板、柱棋、莲花门，那上方的沿条、沿口，下方的石墙裙、屏风隔扇……都是精美的石刻、砖塑和木雕构件。石刻的奇花异卉、山川秀色，砖塑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木雕的八仙过河、狮子滚绣球，以及五颜六色的彩绘壁画、八景图画，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造型之美、营造之精，件件体现着非凡的艺术创造力。西递是中国古民居建筑艺术的活标本，明清民居文化的博物馆。村民们在向游客介绍祖先的荣光时，也不忘记兜售他们真真假假的“文物”。
西递的整体布局犹如一条船。村民解释，这地方缺水，把村庄建成船型，就是期冀以船招水。西递人把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引进水渠，渠水清澈透亮，用温柔的臂膀把“船”搂在了怀里。村里的古建筑与水亲切拥抱，宛若城郭，好似园林，体现着优美的自然生态和浓郁的文化氛围。
中国古村落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和装饰，大都承载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二是建立在《易经》基础上的堪舆（风水）文化。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未必科学，但它毕竟是古村落文化建设的基础，反映了古人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和亲近自然的审美理想。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部历史，一种文化，世代赓续的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在西递漫步，我们油然升起一缕怀古之情。那古朴民居，幽幽深巷，道道券门，清清溪水，让我们在乡村园林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西递以阳尖山为背依，以罗峰山为朝拱，北面石狮山盘绕，南面天马山横亘，溪水缓缓穿行其间，构成了一片山环水抱的福地。我们站在村南山腰的观景台上俯瞰全村，更能感受到西递旷世的美丽与和谐。曲径通幽处，梦境在此间。西递真值得好好看看——不仅看自然生态，更重要的，是看浸润在徽派古建筑群中的历史文化，体味那份不屑于我们这个喧嚣世界的宁静。
梦回羑里城
出河南汤阴县城北行四公里，有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名曰“羑里城”。那里是全世界遗存最早的国家监狱，是中华民族最早探索宇宙奥秘的卜筮哲学典籍——《周易》的发祥地。
文王拘演《周易》的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老师讲过；上中学时，才知道《周易》也叫《易经》，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几千年来上自王侯将相、下至凡夫俗子竞相阅读的经典著作。在大学里，当我掀开《周易》那层神秘的面纱，体悟它内在的深刻和美丽时，越发感到，这部奇书在神秘外衣的包裹下，建构对万事万物的认知体系，以独特的结构形式解读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筑起了古典文化建筑中一座巍峨的易学大厦。
当我来到闻名遐迩的羑里城，面对周文王威武的汉白玉雕像，思绪仿佛回到了公元前11世纪。穿过遥远、诡奇的时空，聆听一代哲人讲象数，说义理，论占筮，解风水，更加慨叹《周易》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
《周易》记述了我国上古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包括农业生产、畜牧养殖、生老病死、诉讼征伐、婚丧嫁娶、祭祀经商、天文历法等，不仅是一部探索宇宙奥秘的哲理书，也是一部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周易》深刻揭示了大自然否极泰来的变化规律，字里行间洋溢的相生相克、阴阳互补、天人合一思想，为后世营造了一个神秘的心灵牧场，使人们得以驰骋其间，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拓宽人生视野，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
有人说，哲学家读《周易》，能悟得思辨；政治家读《周易》，能悟得治世；数学家读《周易》，能悟得缜密；普通人读《周易》，能悟得处世良方……但在我看来，一千个人读《周易》，会有一千种感悟；一万个人读《周易》，会有一万种收获。不管谁和周文王进行思想碰撞或心灵交流，生命的境界都会得到提升，人生之旅都会变得平坦、顺畅。
周文王姓姬名昌，“文王”是武王灭商建周后所追授的谥号。文王四十五岁时，继承父亲公季的爵位，是为西伯。殷商时期，王之下有五等公爵：公、侯、伯、子、男，“伯”居中。姬氏部落崛起于陕西扶风、岐山和宝鸡一带，中国的青铜器凡是带铭文的，大都出自那里。文王顺命行道，实行仁政，一方面，“怀保小民”，发展农业，增强了部落的实力；另一方面，招贤纳士，广揽人才，伯夷、叔齐、闳夭、辛甲等贤士，纷纷归附到他的麾下，使岐周部落成了地方诸侯中最强大的一个。
岐周部落的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暗中进谗，于是，文王八十二岁时，被逆天暴物、耽于淫乐的纣王关进了羑里城。不管他心里多么愤懑，多么焦急，暂时是无法走出高墙了。怎样打发一个又一个漫长而孤独的长夜呢？姬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奈。他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静下心来回忆和思考。
文王需要回忆和思考的东西太多了，他更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但怎样预测未来，又用什么方法预测呢？文王想起了传说中伏羲氏创造的八卦，想起了八卦中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于是，他把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作为万物之源，把世界上纷纭复杂的事物抽象为阴、阳，然后按照刚柔相对、变化其中的规律，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正当文王潜心预测自己的命运时，纣王杀死了他的长子伯邑，并烹成肉羹强令他喝下，妄图从精神上彻底把他击垮。面对纣王惨无人道的心理摧残，文王含泪喝下难以下咽的人肉羹，然后以磐石般的意志投入了对《周易》的研究。
整整七个春秋，文王用蓍草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演绎得出神入化。《周易》的奥妙在于，一生二、二生三的变幻模式与世界变化暗合得天衣无缝。也许，文王在推演《周易》的过程中，找到了否极泰来的自然规律，要不然，他何以能忘却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勇敢而顽强地活了下来？歪打正着的是，他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预测学埋下了第一块基石，他创立的《周易》演绎方法，也被当代信息科学广为借鉴。
周文王的功绩，固然在于他统领部族讨伐商纣，为西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比这更绚灿更伟大的，是他为后人留下的《周易》。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最早的儒家思想却在《周易》中孕育和生发。明人唐鼐在《重修羑里城周文王庙记》中有言：“孔子之道即文王之道，流传古今，扶持纲常，羽翊王化，其有功于天下国家大矣。”孔子则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苦难催生了《周易》，也成就了文王。周文王关于人生哲理、生命价值、自然法则、修身养性和安身立命的思考，是历史学、社会学和生命科学常论常新的话题。也许，仅仅一句话，就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产生和谐美妙的共鸣；也许仅仅一朵思想火花，经过岁月的磨砺，就能淬炼成发人深省的启迪。
人生不能复制，但可以借鉴；人生不能重复，但可以创造。在羑里城这座远古监狱里，我走近周文王，就像走进了大千世界。在那里，我看到了人性狡诈、丑恶的一面，也感受到了人的意志的坚强和不屈，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苦难比快乐更有价值的真谛。快乐能给人以短暂的幸福，苦难却长久地刺激人的生命力。尤其是当苦难与你所追求的真理目标，与人世间的自然秩序、宇宙大道以及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联系在一起时，更能在心里产生一种幸福感，平添一种置身于苦难之上的超越力量，阻止外界可能强加于人的苦难。
中国有句老话，叫“多难兴邦”，这是对国家而言的；但对个人来说，则是“多难兴智”。苦难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没有痛苦与死亡，人的生命不可能完整。将苦难转化为思考，转化为寻求智慧的动力，是中华民族历代精英的选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异禀”。
梦回羑里城，我每次都有新的感悟。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人是需要在痛苦的反省中找回自我的，因此，苦难作为信念和意志的试金石，其实是化了妆的幸福和快乐——只要脊梁不弯，精神不倒，就能在逆境中坚定信念，磨砺意志，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跨不过去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