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生硬走向成熟：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进程

就目前情况看，对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之考察，学术界基本处于孤立和肢解状态：一是将重心放在20世纪80年代，对其他时段的研究不够，更忽略新时期的整体性、发展性和生成性；二是学科之间的隔膜有时壁垒森严，使研究难以突破，这就影响了统一性观照；三是年代综述、学术会议较多，但往往失于简单和狭窄，这就容易浅尝辄止；四是忽略了“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这一参照，易过于贬低新时期这一逻辑起点。事实上，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就如同一棵大树和一条河流，它有根有源、有始有终，须以动态、发展和辩证的眼光进行审视和理解。

一是大胆引进和饥渴吸纳期（1977—1989年）。

新时期的开端确实面临着百废待举的态势：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不论是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语境，还是学者个人身体和学术生命的被摧残，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过，如果将“五四”以来的传统考虑在内，并将之作为文化尤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来看，那么，对新时期就会有全新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大门一经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理论和新方法就能在短短数载进入国内，并席卷全国，如果没有五四精神这一传统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从时间的快捷、拿来的大胆、吸收的胃口，以及影响的深远等方面看，中国在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上，新时期远远越过五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前后掀起的“新方法热”和“新观念热”，它以革命的方式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巨大震动。

较有代表性的是厦门大学的林兴宅，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系统理论，并开始将这一理论引入文学研究，到1984年则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并结出了坚实的果实，这就是《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和《论文学艺术的魅力》（《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两篇文章。以《论阿Q性格系统》为例，以往的研究是将阿Q作为一个贫雇农的典型来看的，“精神胜利法”是其核心性格，从中反映了鲁迅对封建专制和奴性的批判。然而，作者却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看到了阿Q的复杂性格，即质朴愚昧而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而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而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而又安于现状。因此，作者认为，阿Q不是农民的典型，而是具有双重人格的奴才形象，鲁迅以此来批判专制主义制度，唤醒民众和改造国民性。在文末，作者这样写道：“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阿Q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各种性格元素通过特征的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它们有机联系、不可分割，被奴性的典型这一自然质制驭着。如果把某种性格元素从这个网络结构中分离出来，孤立考察，那么它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出现新的意义。孤立地考察某种性格元素，不可能正确理解阿Q性格的本质。”[1]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是有突破和创新意义的，它成为“新方法热”的开端，说它引发了一场文学理论和方法的革命也未尝不可！不过，也应该承认，用科学方法来直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包括其二元对立的多项概括，都有生硬拼对之嫌，反映了研究者将理论与方法同文学研究对象直接对接的强烈意图与明显痕迹。

另一位用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学的是何新。早在1980年，何新就发表了《什么是“意识流”？》（《北京晚报》1980年7月28日）。1985年，他又发表了《艺术系统分析导论》（《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和《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读书》1985年第11期）两文。1986—1987年，他连续发表了《“先锋”艺术与近、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转移——现代派、超现代派艺术研究之一》（《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文化学的概念与理论》（《人文杂志》1987年第1期）、《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再论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和《〈新星〉及〈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读书》1986年第7期）。1987年，何新出版了《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值得注意的是《〈新星〉及〈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一文，直接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对小说进行分析，其对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官本位思想的探讨都见解独到、入木三分，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这种将西方理论与方法直接用于作品分析并一一对号式的研究，也带来了文章的粗率和模式化，这是此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共性特点，也是局限性所在。因为不考虑中西文化语境差异，将西方理论搬到中国，是一种隔膜；而不顾学科差异，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学问题，也是一种隔膜。

刘再复于1984年和1985年先后发表了《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和明确性》（《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三篇文章，后于1986年出版了《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其中，他明显受到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刘再复能看到人物形象的内在结构、复杂意蕴以及深层心理，尤其是人物性格的内宇宙。不过，与林兴宅、何新一样，刘再复在用二重组合原理分析人物时，仍显得生硬、刻板，甚至有些僵化和雷同，因为人物形象不可能像他所分析的那样，用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子去进行丈量。

黄曼君在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文章值得注意，这为郭沫若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鲜气息。像《论〈女神〉中象征性形象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表现·创造·变形：郭沫若前期诗歌艺术新论》（《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3期）、《论郭沫若前期强调精神主体的文化观和泛神论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都是用西方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来研究文本，且充满诗性的灵光。

陈晓明是用西方新理论与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和解读的另一代表人物。此间，他的文章数量多、视野广阔、具有敏锐的前卫特色，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较有代表性的有《文学的苦闷》（《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2期）、《论文学视界——文学的文化形态学研究》（《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3期）、《论象征的审美特性》（《美学新潮》1987年第3期）、《复调和声的二元变奏——论〈金牧场〉》（《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论文学文本的语义蕴涵》（《艺术广角》1988年第5期）等。1989年，是陈晓明的丰收年，仅此一年，他就发表了《拆除深度模式》（《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无边的存在：小说语言的临界叙述》（《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文学的巴比伦塔已经倒塌》（《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2期）、《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化》（《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后新潮小说的叙述变奏》（《上海文学》1989年第7期）、《先锋派与文明解体》（与靳大成等合作，《上海文学》1989年第5期）、《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与王宁合作）等多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称1989年为陈晓明的“方法年”也不为过。

此时段，还有一些与西方理论和方法有关，尤其是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著述，像吴思敬的《说“朦胧”》，较早引进西方的“模糊”理论，这在诗歌界开了用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研究诗歌现象的先河。此外，还包括如下著述：张德林的《人物意识流动的深层次结构》（《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2期），陈辽的《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文汇报》1984年7月4日），鲁萌的《诗歌的信息系统概论》（《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程文超的《小议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乐黛云的《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小说研究》1985年第1期—1986年第2期），王一川的《从信息观点看艺术》（《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王春元的《文学批评和文化心理结构》（《红旗》1986年第4期），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程光炜的《反讽的意义——对第三代诗语言现象的一个考察》（《山花》1988年第4期，与王丽丽合作）和《女性诗歌语言结构的功能分析》（《上海文学》1989年第6期），张中良的《宝玉之痴——〈红楼梦〉的心理分析之一》（《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后来，鲁枢元这样谈自己的“向内转”与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我同时发现，19世纪以来，心理学与文学呈现出一派相互渗透、同步前进的有趣现象。威廉·詹姆斯对‘意识流’的阐释，弗洛伊德、荣格对‘主体心理结构’的剖析，格式塔心理学对‘创造性活动’的独特论证，皮亚杰对‘认识的主观性’的证明，列昂节夫等人对‘个性化涵义’的强调，使我坚信人类拥有一个复杂灵妙的‘内宇宙’，文学艺术正是这个‘内宇宙’中最美丽奇幻的景观，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2]在此，作者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借鉴是丰富而又直接的。1989年，程文超总结80年代文学批评时指出：“批评的发展，有赖于思维方式的变革。思维方式制约着批评思维。近十年来批评的每一次突破都源于或导致思维模式的变化。”[3]可见此时学者关于理念与方法更新的理性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赵宪章和姚文放在80年代关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思索与贡献，赵宪章先后发表了《心理信息的快速追踪》（《钟山》1984年第2期，与安凡合作）、《20世纪文艺学方法的基本类型》（《青春》1986年第2期）、《文艺学移植“三论”科学的反思》（《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语言文学专辑）、《论弗洛伊德的文艺心理学方法》（《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阿恩海姆与文艺学的格式塔方法》（《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4期）、《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合流与厨川白村》（《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其视野之广、思考之深及理论与方法之自觉，都是少见的。姚文放在此时期写了不少关于新理论与方法的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论艺术“化丑为美”的契机》（《学术月刊》1983年第7期）、《耗散结构与美的逻辑行程》（《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1期）、《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辩证思维》（《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与周来祥合作）、《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1期）、《“阳刚之美”和“崇高”的系统论辨析》（《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从符号学看文艺作品的社会属性》（《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文艺创作社会学新论》（《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6期）等，这些文章涉及的新理论与方法面广，且多富有深度和启发性。

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之所以能出现大量将西方理论与方法用于文学研究的盛况，有几个原因不可忽略：一是80年代初朦胧诗潮的兴起，随后是对其进行评论的“三个崛起”，即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这三篇文章虽没有强烈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论追求，但其中已蕴含了对新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包容与肯定。二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理论和方法论”热潮。有研究者指出：“最早有关方法论的讨论是从哲学界开始的，而把具体的方法论尤其‘三论’付诸实践的是中国的史学研究。”“1981年11月，《读书》发表了一次座谈的会议记录，题为‘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4]三是有关文学的新的理论和方法论会议，为80年代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培植和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最突出的是1985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无论在规模还是实效上都是令人瞩目的。在研讨班上，胡经之、陆贵山、鲁枢元和郑国铨分别就“文艺学方法的多样与统一”、“论文艺学方法论的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文学心理学”和“文学规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兼谈文学理论的体系”做了报告。后来，“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在天津举行，鲁枢元等学者做了“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发言。四是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领域所取得的硕果对于文学研究的推进作用。作为文学研究者，欲获取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有两个渠道：或是直接到西方那里拿来，或是从中国文艺理论等研究成果中撷取，而后者往往又是最直接、简便和富有成效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学理论界既是大胆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新时期文学的开路者，也是新时期文学研究向西方借鉴理论与方法的中介与桥梁。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与方法论创新上颇具影响力的文艺理论著作有：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杨春时的《审美意识系统》（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钱中文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的《文学理念方法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杨春时的《系统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欧阳友权与冯黎明等编的《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的《文学思维空间的拓展》（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胡经之、张首映合著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鲁枢元的《文艺心理阐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等。

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学理论和方法论热不仅如此，它还包括其他多种理论与方法，可以说，在短短数年间，西方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所谓新的和旧的理论与方法，都在中国文坛亮相，尽管有的只是匆匆过客，有的甚至只见其面影，但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不过，它存在的最大不足是带有浓重的西方崇拜意味，在过于直接的模仿和搬用时也显出生硬之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文章很快被历史淘汰和遗忘，因为不少研究主要留下的是理论和方法的启示意义，其经典性却难以确立。

二是古今与中西互补与融通期（1990—1999年）。

由于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热太夸张、太直接、太大胆，其局限性也就不言自明。所以，自其产生之日起，商榷、批评甚至否定的声音就一直存在，只是它被更大的潮流冲淡和遮蔽了而已！进入90年代，对立的言论开始占据上风，不少学者进入理性反思的轨道，并发出较为严厉的批判之声，也开辟了新的路径。这就导致了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古今中外整合与融通，并开始向中国化道路迈进。

最直接、重要和尖锐的批评者当属王彬彬。1991年，他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理论和方法热基本持否定态度，而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抱有好感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说：“在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各种批评理论、方法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形成一股方法热潮……在方法论之后的六七年里，中国文学批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传统的印象感悟等批评……印象感悟式批评因方法热而盛行，便构成对方法热的嘲讽。”作者还提出将古今中外文学批评融合的想法：“新文学其实早就要求一种既有别于中国古代文论又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新文论，而只有创造出一种新文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饥荒才能得到解决。”“对于中国新文学研究者来说，一种开放的眼光，一种宏大的气魄，是十分必要的。”[5]在此，王彬彬希望走出80年代方法论热和理论热的偏狭，试图实现将古今中外进行融通的理想。

在古今中外融通方面迈出开拓性步伐的是杨义和王钟陵，这是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是在批判、否定甚至打倒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着新旧之争、古今分离。也是在此基础上，“五四”过后，胡适、林语堂等人都试图通过整理国故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就连鲁迅也在崇尚外国文化，追求“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同时，强调“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从而达到“取今复古，别立新宗”。[6]不过，在新时期开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划分严格，其界限也是较为清晰的，处于较为隔膜的状态。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杨义率先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并先后出版了《楚辞诗学》《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谈到中西不同的文化、理论与方法时，杨义表示：“我愈来愈感到从西方文化系统中生长出来的叙事学理论，并不能涵盖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和文化智慧。”[7]那么，如何突破简单搬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的情况呢？那就是融通与再造。他这样谈90年代研究中国小说时的理论与方法：“西方的小说观念是和我们中国本土原有的小说概念是错位的，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它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差异的地方，有合而不合的地方。这种差异我们过去习而不察，或者就认为西方的东西就正确，我们祖宗不符合西方观念的东西就是他们当时的智慧不够，那么在这种理解的夹缝里面就存在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很多问题。西方的理论来了之后，给我们古典小说的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这个新的境界是和我们原来的境界存在着差异的，存在着错位的。那么就需要你在经过西方的小说理论的洗礼，对它的整个概念，它的内涵、它的外延和它的科学论证的方式了解之后，再回到中国本身的小说观念当中，进行一番还原研究，在还原中实现深刻的创新。”[8]很显然，这与80年代方法论热时对西方理论的态度是不同的，它强调放开心胸向外国学习，但要归于中国本位和立场，在互补与融通中进行再造。

与杨义取相反方向但理论和方法有些相似的是王钟陵，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从古代文学的疆域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论研究，相继发表了《黑格尔发展观之批判》（《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文艺观》（《学术月刊》1997年第8期）、《20世纪中国散文理论之变迁》（《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戏剧本体论及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之特征》（《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从浪漫派到艾略特：西方文论的世纪性转换》（《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论文。在此，王钟陵显然开始关注中国现代和西方的理论，并试图将之与中国戏曲等进行比较与融通，其理性自觉是较为明显的。当然，如果从著述数量、学术水准及其理论与方法的融合和创造方面，王钟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难与杨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提并论，但作为学术转向和理论与方法更新及其融通的研究者，二人却有些不谋而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从当下性和中国立场来看待古今中西文化和文学，这是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方面。与80年代向西方看齐的立场不同，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充分认识到中国本土的特色优势，也看到了在古今中外对话中主体身份的重要性，所以许多研究都能站稳脚跟，放开眼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如朱栋霖在90年代初，从事了一项将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中国化”的工作，即用经过改造的西方各种批评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作品，内容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作品，以及港台作品。[9]这是一种文学批评实践，也是一项理论探索与方法论变革。

首先是陈思和、朱德发、黄曼君、朱晓进、谭桂林、张光芒的中国新文学史与现代性研究。陈思和的《还原民间》（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和《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两书即是如此。他的“当代立场”与“还原民间”最充分说明了其历史定位与价值趋向。朱德发在90年代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它们是《生命意识的艺术显现：论鲁迅本体的深层结构》（《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与刘开明合作）、《评判与建构——新文学史研究主体思维的沉思》（《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文学史研究：收敛型思维的运作策略》（《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新文学史研究：选择式收敛思维的优势》（《东方论坛》1995年第5期）、《开放与创造：文学史研究的发散型思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新文学流派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五四文学文体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与张光芒合作）等，这些文章也包含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及其理解，尤其是站在中国文学和文化本体的角度处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从而避免了简单模仿和照搬西方模式与概念的缺点。黄曼君在90年代可谓成果累累，他由80年代研究的追逐新理论和方法，一变而为更加开阔与辩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约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我在现代性的总命题下，授受大历史观、大文学观和一些哲学人文、美学文艺思潮的影响，开始从事整体研究的大叙事探讨。”[10]这种理念与方法的自觉直接打开了黄曼君的学术思考。朱晓进的《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有着理性的自觉的历史转换意识，是中国立场和本位的思考与追问。谭桂林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以“母题”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亦是用西方理论与方法阐释中国问题和中国本原，但根基却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本位。张光芒的《决绝与新生——五四文学现代化转型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则是站在现代性的角度观照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与转型，其中国式的启蒙立场是相当明确的。

其次是朱寿桐、陈晓明、张清华、吴义勤和谢有顺在90年代对现代与后现代，尤其是对中国先锋文学进行的深度研讨，其理论与方法显然偏向中国本土，也有更多的对话、比较和阐释的空间。朱寿桐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最有代表性，是关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面梳理与概括，而在此之前他则有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倡导者的价值及其迷失》（《文学世界》1994年第4期）、《论我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当代中国新批评的呼唤》（《大公报》1996年11月8日）等，这些文章都饱含问题意识，是立基于中国当下和有着前瞻性的研究成果。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剩余的想像——九十年代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三本著作中，虽有某些焦虑与忧患，但中国立场与主体性是非常明确的。张清华的《认同或抗拒——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思考》（《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大地上的喜剧——〈乡村温柔〉与刘玉堂新乡村小说的意义诠释》（《小说评论》1999年第3期）等文章也是如此，虽然存在紧张、焦虑甚至悖论，但是更稳实的根基则在于中国本土立场及其中国式的经验和智慧表达。吴义勤的《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新潮小说与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未来》（《时代文学》1997年第1期）在条分缕析中，以前瞻性的眼光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谢有顺的《先锋性的萎缩与深度重建——兼谈北村〈施洗的河〉》（《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终止游戏与继续生存——先锋长篇小说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也都有着带有个人心性和体温的理性思考，其根底是深厚的中国大地和日常生活场景。

再次是吴思敬、龙泉明、王泽龙、王光东、李怡、罗振亚、王光明等人的诗歌研究，他们均为90年代奉献了具有主体精神的诗论著述。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吴思敬编选的《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龙泉明的《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歌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王泽龙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观念方法嬗变略论》（《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诗学》（《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论西方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纯诗化影响》（《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王光东的《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文史哲》1998年第1期）、《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与特点》（《潍坊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李怡的《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新开拓——读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和《对于“后新诗潮”的多种阐释》（《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孤寂而奇绝的风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观》（《北方论丛》1999年第3期），王光明的《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

最后是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著述多在中西之间展开比较、对话、反思与批判，其中国立场和经验更为醒目。如叶舒宪是国内革新文学研究方法的代表性学者，他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古典的现代阐释研究影响甚大，是90年代的代表性人物。其实，早在80年代，叶舒宪就编译了《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及《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三部著作，90年代又出版了《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老子〉的文化解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与萧兵合著）、《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与田大宪合著）、《〈庄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学人类学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十余种著作，形成了对西方理念与方法的中国化转化与运用。赵宪章有多种关于中西比较及方法论的著述，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引领性和深刻性。如《文艺学方法通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学经验方法的历史型态》（《江海学刊》1990年第1期）、《符号的转换——新时期文学本体观描述》（《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论前苏格拉底美学的数理形式概念》（《思想战线》1993年第5期）、《走向科学的文艺学》（《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与张辉合作）、《亚里士多德形式美学臆说》（《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形式概念的滥觞与本义》（《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关于文艺学能否作为科学的思考》（《文论报》1994年第4期）、《形式主义的困境与形式美学的再生》（《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形式美学：中国与西方》（《文史哲》1997年第4期）、《形式与道：中西美学的元概念》（《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化学的疆界与文学批评方法》[《文学前沿》（1），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著述在将西方理论与方法转化为中国学术资源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肖鹰的《后美学与审美现代性批判——评J.M.伯恩斯坦〈人类的命运〉》（《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中西艺术本体的哲学阐释》（《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欲望中的历史——90年代中国小说的历史化叙事》（《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以及《从再现到存在——西方现代创造性艺术观的哲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等，时时透出反思的锋芒，多为中正之论。余虹的《自然之道——中西传统诗学比较论纲》（《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与饶芃子合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3期）、《中西形上文论：道与理念》（《中国诗学》1996年第5期）、《中西传统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中西比较诗学”：其名其实？》（《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3期）、《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是如此，作者一直在中西两个维度展开思考，其思想具有思辨的深度。陶东风的《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也是尖锐中有见地，凸显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还有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文论转型的几个维度》（《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谈谈后现代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也是在中西之间寻找最好的契合。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思与文中行走，不论探讨的是多么西方化的问题，其审美情思与诗性才情都溢于言表。金元浦在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方面做出较大贡献，著有《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意义生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与周宁合译）等，其中《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为国内第一部接受美学原著的中译本，也是国内翻译的第一部西方学者全面评介接受美学的著作。另外，金元浦的《解释学文艺美学的意义观》（《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和《论文学阅读的三级视野》（《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通往西方理论与方法的新视域。申丹的研究也不可忽略，她的《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版再版，影响甚广。还有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成果，它带动了一批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成长。与此相关的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如党圣元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和《钱钟书的文化通变观与学术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两文，立足于“现代转化”这一学术立场，对传统文论范畴体系进行现代阐释与整合建构，这对促进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范畴体系的本土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9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转型期，一方面，它连接着80年代的整体向西方看齐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处于21世纪开旧立新的准备期，所以，有着沟通的桥梁、曲折中成长以及某些沉默与等待的特点。不过，即便如此，其向中国本土转向、重视中国化转型，以及强调主体性，这样的发展轨迹还是较为清晰的。

三是创造、发展与生成期（21世纪至今）。

进入21世纪，外国的新的理论与方法仍在引进和借鉴中，也面临着古今中外的参照、对话与整合，其中最大一个转向即是对新媒介的重视，在这方面，黄鸣奋、欧阳友权、陈定家、赵勇、黄发有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而开启了21世纪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较有代表性的有：黄鸣奋的《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文艺评论》2000年第4期）、《超文本探秘》（《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6期）、《超阅读：数码时代的文本变革》（《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网络文学之我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新媒体艺术理论的起源》（《东方论丛》2009年第2期）、《屏幕美学：从过去到未来》（《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新媒体与中国文艺学的转向》（《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等；陈定家的《“超文本”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赵勇的《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发有的《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文学健忘症——消费时代的文学生态》（《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传媒趣味与文学症候》（《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等。与新媒介相关，将文学与图像相联系的方法在此时期也获得了较大发展。早在1996年，杨义、张中良等人就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图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确立了以图释文和以文说图的新的文学史书写方式；2006年，杨义又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其中包括宋、辽、夏、金、元和回鹘、大理国等内容。不过，这种图文并茂的文学形式还带有纸本的特点，与以往的传统有某些关联性，像唐弢、姜德明的书话都有这样的特点。在21世纪，姚文放和赵宪章的图像与文学研究，更多则是从电子媒介的角度展开，对图与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如姚文放的《读图时代文类“内爆”的典型文本》（《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赵宪章的《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等，都是如此。

但进入21世纪后，更重要的则是建构与发展、创造与生成，尤其是摆脱西方理论与方法的路径依赖后，以中国本位与立场进行的创造性转换与提升。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超越，是进入大国发展后所确立的学术自信和价值高标。

首先，杨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这主要表现在他有强烈的自觉意识、超越意向、建构思维和灵敏悟力。他说：“不同于前者的是，21世纪的国学思潮是全球化趋势和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全面复兴的背景中出现的，是文化自尊、自立、自新、自强的一种姿态。同样一个名词，我们却发现历史不是重蹈覆辙，而是走上新台阶。对国人来讲，国学是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一张崭新的、有品位的文化身份证，是我们寻找精神归宿的自信的、有趣味的精神家园。对人类来讲，我们应该点化和提升东方智慧，为当代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造。”“我想讲一讲最近想到的‘三字诀’原则，就是从、比、化三个字。我们在文化上应该走出狂热的‘从西’和迟暮的‘从古’的姿态，走出‘从’字而采取‘比’字，如《说文解字》所说‘二人为从，反从为比’，采取与世界民族比肩而立，比较进取，比比创新的姿态。不是有个词语叫‘比比皆是’吗？‘比比’就是多，就是采取开放兼融的态度博采广纳，以资创新。首先要在深度开发本土核心的经验、智慧和血脉的基础上站稳脚跟，同时放开眼光，敞开胸怀，接纳世界人类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文字学上还有一个‘倒从为化’的说法，就是‘从’字右面的‘人’字倒过来，就成了‘化’字，原来的事物翻一个筋斗就进入化境。比如外来的佛教翻一个筋斗成为禅宗，它也就成了国学，而且以中国思维方式影响东亚，影响世界。因此，无论对传统文明还是外来文明的成果，中国语义学上相互关联的从、比、化三个思维程序都是饶有深意的，从以深入，比而对话，化出新创。这也是我们国学研究中，应该综合使用的‘三字诀’思维程序。”[11]杨义甚至形象地表示：“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世界视野是敞开的天，文化还原是落实的地，二者相辅相承，学术便是此天地间获得自己存在空间和存在的意义。最佳的学术姿态是顶天立地的，不可偏执一端，或飘浮如云，或沉落尘埃。”[12]由此可见，杨义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在21世纪已相当自觉和清晰，也达到了开新和创造的宏阔境界。

在这样的理性自觉下，杨义提出了“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地理学会通”“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并强调返本还原和融通再造的现代学术创新之路，从而将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他说：“大文学观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与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我们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深知和融会贯通，把文学生命和文化情态沟通起来，分合相参，内外互证。”[13]之所以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第一，就是因为以往所“绘”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一个汉语的书面文学史，忽略了我们多民族、多区域、多形态、互动共谋的一个历史实际。第二，以往的绘制存在着唯一、简单的模式化。第三，以往的绘制过多套用外来的一些概念，这就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特色的那种原创的智慧的专利权。所以现在必须在重绘时，改变我们原来的文学观念。[14]对此，有人概括说：“‘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思，对于以往研究范式的承继、突破和超越，不仅使研究学者有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同时也带给我们学术研究方法以意蕴深远的启示，有助于将文学和文化研究推向到一个更高的层次。”[15]可以说，正因为有像杨义这样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突破和创新的学者，才带来了21世纪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和新气象。

其次，陈思和、李建军等人的文本细读也是21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应该说，借鉴英美新批评方法对作品进行细读，是新时期以来一个重要的趋势，只是到了21世纪后，这种方法渐趋成熟。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仍有从生硬走向成熟和不断完善的过程。陈思和的文体细读则克服了生硬尤其是西化的痕迹，而且赋予了其中国化特色。早在2002年，陈思和即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这是一本注重文本细读的著作，其中“当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尤其突出。通过细读作品，笔者发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有一种特殊现象：军事词汇的大量使用，战争期间是如此，和平时代仍是如此；描写战争的作品是如此，而关于非战争的作品也是如此。像战役、斗争、重大胜利、锋芒所指、拔白旗等语词随处可见。评价一部作品获得成功，称之为“打响了”“有突破”。于是他认为，战争文化要求把文学创作纳入军事轨道，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动力，它在客观上的成绩是明显的。战争结束后，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但从历史发展来看，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比人们所能估计的深远得多。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的印痕。战争文化心理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对当代中国文学观念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它包括文学的批评领域和创作领域，还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16]还有对于曹禺《雷雨》的细读，像对于周朴园在侍萍之后和蘩漪之前娶的那个女人的被遗漏，陈思和进行了“缝隙”阅读。他认为，在“缝隙”里隐藏着大量密码，可帮助读者让这个故事完美。于是，陈思和得出一些颇有启示的新解。陈思和还从民间与启蒙的关系、从老舍创作心理的角度，对《骆驼祥子》进行文本细读。[17]这样精心和深入的作品细读，除了吸收英美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文学、文化、日常生活及其心理的会心与体悟。

李建军的文本细读颇见功力，且有“十目一行”的功夫，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也表现在他的《小说修辞学研究》等理论著作中。他说过：“要有说真话的勇气，要有不看别人脸色的勇气，要有以为敌的方式为友的勇气，要有眼光，要看得见皮下的肉，要看得见肉中的骨。”这里所说的能洞见“皮下的肉”和“肉中的骨”，没有细研的功夫和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另外，许多批评家和研究者往往用诸多高玄的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概括、判断甚至唬人，常给人云山雾罩之感，但李建军的批评和研究总是注重常识与合情入理，甚至从细枝末节打量本质，从而带来其研究的“从小处入手”和“从大处着眼”，以彰显大千世界的纵深地带和生命本质。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常常用最简单的实证方法，从标点符号、错别字及语法和修辞病象等方面入手来细评作品。”[18]因为“小处”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但也最能显示出一个作家和学者的功夫、态度、心性、德性与境界，这就是所谓的“细节决定命运”“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老子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然，许多作家甚至批评家对李建军的细读式批评往往不以为然，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也是一种无力的成见和反批评，因为在一些观念与理论上可以见仁见智，但在细节尤其是硬伤上是不能躲闪的。经不起细读的作品，即使你的水平被抬得高上天，也是无力的，那无异于在沙上筑塔，更何况无深厚地基的支撑，是不可能建成高楼大厦的。

王彬彬、朱国华、张辉等人的作品细读也颇值得注意。针对汪晖博士学位论文的学风问题，王彬彬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解读，小至一个句子表达得别扭，大到一个句子的语法错误，再大到剽窃问题，作者都给予了严厉批评，他所凭借的就是“挑剔”的眼光和“细读”的功夫，这是一种令批评对象无法藏身的针刺法和点穴法。像朱国华的《选择严冬：对鲁迅虚无主义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针对鲁迅虚无主义思想长期遭受忽视和误读的情况，他从希腊的求真话语、基督教的救赎话语、中国传统的实践——逍遥话语，来理解鲁迅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张辉在《文学与思想史论稿》中，也多用细读之法，像《诗与政治哲学：一部戏剧的七个问题》即是对“柏拉图对话式戏剧”“剧名·场景·叙述方式”“人物与位置关系”的探讨，其中细如发丝的观察和条分缕析非常突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所受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影响，更可见作者对于中国文化诗性与精神的崇尚。还有钱理群的《名作重读》和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推出，它们也是21世纪用心细读的代表性作品。

再次，将生命、感觉、智慧与审美融入学术研究，这是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最鲜明的特色，从而大大突破了前两个时段学术研究的沉重、刻板与偏向。众所周知，基于理念或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与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半生不熟的搬用和套用，从而导致研究者与文本和中国本土的距离甚至隔膜。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到21世纪，尤其是近些年，中国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学术与人生会通、以生命与智慧引领学术、又在学术中体味和丰富人生的转变，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脱胎换骨，是生命和智慧的羽化状态，从中可见学术与人生的相得益彰、相生相长。杨义说：“好的学术研究其实是一种生命投入，它是另一种带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它蕴涵着生命和智慧的体温。”[19]钱理群说：“搞学术首先要承担的是自己对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自我创造、自我更新，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还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在学术中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更重要的问题。”[20]陈思和的学术思想中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喜欢”，有人这样描述说：“有个学生问陈老师，你当时为什么要考中文系，他想了一想说，我喜欢文学。我注意到他说‘喜欢’这个词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温情。这份‘喜欢’，大约是一个宿命，也是冥冥中神秘力量的召唤。‘喜欢’是一种主体的投入，因为喜欢，才能与对象之间形成生命的交流。文学的魅力需要真正的知音来解读，如同美丽的生命，情感是靠感性唤起的。”[21]这种起于“喜欢”而止于“美丽的生命”的研读，远远超越了机械式的理性和概念式研究。张辉也表示：“诗与哲学的方式，至少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契合的——那就是，对最永恒的问题、对人类的根本处境，永远保持好奇和‘无知’。永远准备对已有的答案和约定俗成的成见保留质疑的权利和能力，并永远像写作和阅读一首新‘诗’那样随时准备重新出发。”[22]李建军和陈定家将理论与诗性结合起来，从而使其研究既具有理性的力量、现代的意识，又具有灵性和光泽，是一种透明的、绿色的生态式研究。纵观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作家、理论家、学者，哪一个不是因为喜欢、热爱、投入，以心灵的温度、真挚的情感、生命的脉搏以及智慧的创造，与创作和研究对象相拥相抱、融合会通和水乳交融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朱德发对于学术的真诚、奉献与敬畏。进入21世纪时，朱德发已是66岁高龄，但他却没有像有的学者那样坐享其成、安度晚年，而是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朱德发已发表的大量论文姑且不计，仅在数年间就出版了《跨进新世纪的历程：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等四部著作，且每部都是大部头，由此可见其学术精神及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真学者”就要将学术研究当成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23]

总之，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广阔性，像古代文学引入计量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化、资本理论等的使用、文学地理学会的成立等都是如此。以乔以钢和杨联芬为例，她们在新时期发表了大量从女性以及女权主义角度探讨文学的文章，产生了较大反响。如乔以钢在此方面的主要著述有：《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女性写作与文化生存》（《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江汉论坛》2005年第7期）、《新时期女性文学与现代国家意识》（《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文史哲》2007年第2期）、《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其基本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与张磊合作）、《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空间概念》（《文艺理论与研究》2008年第4期，与洪武奇合作）、《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像》（《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与刘堃合作）、《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观的初建及其反思——以〈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及其本土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与李晓丽合作）、《“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评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6期）等。杨联芬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20世纪初中国的女权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清末女权：从语言到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晚清女权话语与民族主义》（《励耘学刊》2007年第5辑）、《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五四社交公开运动中的性别矛盾与恋爱思潮》（《现代中国》2008年第10辑）、《个人主义与性别权力——胡适、鲁迅与五四女性解放叙述的两个维度》（《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等。这样丰富而具体、宏观又微观的研究，确实难能可贵！而从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其贡献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化过程中，强调本土性创造，尤其使学术研究在生活化、人生化和艺术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21世纪中国学术研究走向完整、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当然，也应看到，在21世纪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内，有更多的文学研究在对待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上，仍在生搬硬套甚至生吞活剥，这在一些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开始是叙述和复制一大堆西方理论，而后是进行学术研究综述，但到了作者自己的研究论题时则是草草收场，整个研究多是别人的话，少有自己的话，更谈不上独特见解了！当然，即使在许多知名学者的研究中，简单地从西方拿来理论进行套用者也相当普遍，这可能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困局。但无论如何，21世纪毕竟出现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学人，他们用自己的思考、智慧与心灵开启了新的学术研究之路，这是对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进行的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