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波斯人在长安

唐朝的长安居住了来自各地的官员数千名以及他们的家眷奴仆，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还接纳了异国胡客超过了四千人。波斯王的外甥李素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大唐的包容与国际胸怀。

1980年位于西安纺织城的西北国棉四厂子校操场出土了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李素墓志》中说：“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累缵贵裔，代袭弓裘，是谓深根固蒂，枝叶繁茂。公则本国王之甥也，荣贵相承，宠光照灼。”一个外国人在唐朝能姓李，自然是赐姓。“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他的父亲李志，“皇任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大约相当于广州的副市长。李素不仅被唐政权“蒙敕赐妻王氏，封太原郡夫人”，而且在长安生育了三子一女，长子和女儿早年夭亡外，“仲子景侁，朝请大夫试太常卿上柱国守河中府散兵马使；季子景伏，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晋州防御押衙”。原配夫人王氏病逝后，贞元八年（792）李素礼聘续娶从漠北入唐的突厥系蕃族卑失氏。皇帝对其仍然礼遇有加，“封为陇西郡夫人”，所生的景亮、景弘、景文、景度均予以封荫。李素于元和十二年（817）在长安去世，享年74岁，可谓“家本西域，身荣汉宗”。“四朝供奉，一门授职。荣贵及时，用光家国。”《李素夫人卑失氏墓志》中更是盛赞李素“上明万象之总源，中为五百之简生，名烈朝刚，声振寰宇”。[2]

可以说，相对于祖父和父辈，李素的儿子们已经融入中国唐代社会，在政府的各级衙门中供职。李景文先任“太庙斋郎”，后任“乡贡明经”，说明他们进入了唐朝皇家礼仪的核心部分，这些波斯人的后裔已经完全汉化了。

根据唐史专家荣新江考证，李素不应是国王之甥，而应是国王之胤，同时，从其祖父李益、父李志的汉化姓名推断，这个波斯家族应当从更早的时期就来到中国了。萨珊波斯王朝破灭时，国王卑路斯及其子都逃到中国，随行的当有不少波斯王室、后族及其他贵族，从唐初以来，唐朝就把大量外国质子和滞留不归的使臣隶属于中央的十六卫大将军，宿卫京师，李益大概就是属于这类的波斯人。唐朝廷把李益的儿子李志任命为广州别驾，显然是出于方便统治的深意的。基于当时广州口岸是波斯等国胡商入境的重要入口，而波斯人也在胡人中占比较大的原因，李志得到了朝廷的重用。

朝廷从广州征召李素到长安任职后五十余年间主管天文星历，历经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皇帝，最终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像开元时期从印度来华的瞿昙悉达、瞿昙譔父子一样，他们这样的外国人且又掌握较高程度的天文历法仪器操作水平是为唐政权所需要的。只不过，执掌司天台的印度籍司天监瞿昙譔于大历十一年（776）去世才给了李素施展才华的机会。

外国使者入长安，与大唐交往甚笃，与上至帝王权臣，下及一般诗人，多有诗交。唐玄宗有《送日本使》，刘长卿、张籍、贾岛都有赠外国使者的诗篇。外国留学生以及留学僧入唐后生活在寺院等地，和社会底层来往较多，与大唐文士以诗会友、以诗会心，以期交流情感。皮日休、陆龟蒙、刘禹锡、释贯休等对中外文化传播交流也都多有贡献。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有“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想把文章合夷乐，蟠桃花里醉人参”等句，这说明了新罗人入唐文化交流的初衷与长安的开放包容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