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概念解析

使用确切的、没有歧义的概念或术语是科学方法论的必然要求。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和“说服力”都是常用词语，因而多数研究者将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视为不言自明的概念，并未加以深入解析。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效应论”“合力论”“反映论”三种类型，详见本书绪论部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内涵，学者们理解或阐述的侧重点各异，整体表述还不够明确和严谨，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另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等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也有必要稍加辨析。

一 说服和说服力

说服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方法，“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说服人们的过程”[2]。在我国，“说服”一词出自《礼记·学记》中的“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在这里，“说服”通“悦服”，是心悦诚服的意思。在现代语境中，说服是一个动词，包含主体“说”的行为和客体“服”的结果。《现代汉语词典》对说服的解释是“用理由充分的话使对方心服”[3]。在《新编汉语辞海》《现代汉语辞海》《当代汉语词典》《中华汉语词典》《现代汉语正误辞典》《现代汉语小词典》等常见工具书中，也都采用这种解释。另外，《新华词典》对说服的解释是“通过讲道理，使对方心服”[4]。根据这两种有代表性的、通俗化的解释，笔者认为，说服的基本内涵就是通过语言沟通的方式使人心服或信服。

在不同的学科视域中，说服的基本内涵不尽相同。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说服是指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信息符号，力图影响和改变他人观念、态度或行为的一种人际沟通活动。广义上的说服泛指“各种旨在谋求理解、共识和认同的沟通形态”[5]。西方学者认为，说服包括教育、宣传、广告、营销等活动在内，是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沟通方式之一，“说服无处不在”[6]。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说服是用来转变态度、引导行为的一种方法，是指“在不施加压力的情境下依靠语言来影响个人对事物的知觉，使之产生说服者期待的行为”[7]。从教育学角度来看，说服是指“运用事实和科学论证以确立和改变某种思想认识的一种教育方法”[8]。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说服是与“压服”相对立的道德教育方法之一，“指通过说明、解释对受教育者开导感化，使之心悦诚服”，具体方式包括谈话、讨论、报告、座谈会等。[9]

总体而言，人们对说服的理解主要强调三个因素：一是人际关系，即说服是人对人的沟通行为，其中说服者是主体，说服对象是客体；二是信息中介，即说服活动必须借助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作为沟通工具，其中语言信息是主要的、必不可少的；三是沟通目的，即说服旨在让对方心服或信服，并改变或强化对方的观念、态度或行为。

说服力是与说服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来说，说服力就是“让人信服的力量”[10]，也就是能够说服人、达到说服效果的力量或能力。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说服力”一词。比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的演说者都采用例证法和修辞式推论而不采用别的方法来证明，以求产生说服力。”[11]美国学者霍根指出：“说服力是用特殊策略通过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使其产生信念和价值观的能力。”[12]《商务国际现代汉语大词典》对说服力的解释是“能改变他人既有的观念、看法，使人心悦诚服地认同的力量”[13]。因此，从更深层次来看，说服力的真正体现在于让人心服或信服的同时，能够改变或巩固其观念、态度或行为。

说服力的提法类似于物理上的作用力或军事上的战斗力，它有大小、强弱和方向之分，但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任何说服活动都追求说服力，这种说服力也就是实现说服目标的能力。比如，在一些市场营销人士眼里，说服力是一种攻心的话术，说服力的本质就是帮助客户尽快做出决策，促进商品成交。值得注意的是，有说服力的理论或事物并不一定就是科学合理的，或者说，并非所有的说服力都是建设性的。在某些条件下，普通民众也可能深受错误思想理论的影响而陷入某种“群体无意识”或“集体非理性”的狂热、盲从状态。比如，现实中某些传销组织、邪教组织的蛊惑洗脑等，也有让一部分人深信不疑的说服力。因此，如果要对说服力作出对错或好坏之分，那么它取决于说服内容和目标的对错或好坏。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可以根据这一点，将说服力分成积极正面的说服力和消极负面的说服力两种类型，就像好榜样和坏榜样的划分。某些非法组织或邪恶人士实施的蛊惑煽动等不良活动可能产生的说服力，就可以归为消极负面的说服力。当然，消极负面的说服力还可以指对特定主体不利的说服力。比如，当非主流思想观念具有较强说服力时，就会对主流思想观念的说服力构成挑战，反之亦然。

二 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

为了深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概念和内涵，我们首先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和本质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特定概念是由中国共产党逐步总结提炼出来的，堪称中国特有的学科概念。在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常被称为“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先后或交替使用“宣传”“教育”“宣传工作”“鼓动工作”“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等相关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既沿用上述几种提法，又不断加以创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使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思想教育”等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提法被交替使用。1949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他在与地方的负责同志谈及如何团结改造绥远起义人员时指出，“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4]。1951年5月，刘少奇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天，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提高了”[15]。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最常用而且经常并用、通用的两个规范概念。[16]比如，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7]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18]。1984年，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等12所院校首批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于当年招收了首批本科生。这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学科的正式设立。

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有多种多样，大体可以划分为“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培养论”“引导论”“需要论”等不同类型。[19]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根据社会要求和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通过有组织的宣传教育等方式，用一定的思想理论、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持续影响受教育者，引导他们逐步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在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是教师、党员、干部等相关个体或群体，也可以是政党、政府、学校等相关组织或机构，而受教育者则包括全体社会成员，连教育者也必先受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0]在任何国家，统治阶级以及谋求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力图用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理论、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来影响社会成员（尤其是年青一代）。一定的思想理论、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反映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要求。但是，主导意识形态并不总是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比如马克思主义）刚开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人民群众当中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往往并不高，这就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灌输和教化，直到主导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1]。习近平强调，“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但这不等于搞填鸭式的‘硬灌输’”[22]。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灌输”强调的是主导意识形态无法在广大受教育者内部普遍地自发产生，而只能从外部输入，也比喻受教育者像庄稼那样需要浇灌和培育。因此，灌输其实是宏观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而非微观意义上带有强制性的具体方法，它既能体现教育者的合理目的，又能满足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真正的灌输绝不是强制的、过度的硬性灌输，而恰恰是民主的、科学的说服教育或启发引导。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23]。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说理性，其根本方法就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教育，促使受教育者信理、服理、践理，真正信服和认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显然，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具备强大的说服力，才可能真正说服人。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理论创作和宣传工作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说服力的重要性，并强调写文章、做宣传等要有说服力。但是，直接将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连用的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式提出的。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组织起有战斗力、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思想工作的宏大队伍”[24]。1982年11月，国务院《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出，要“力求使思想教育工作有战斗力、说服力和吸引力”[25]。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指出，几年来，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26]。1990年5月，李瑞环在《关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讲话中，明确要求“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27]。

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等系统要素的科学性、价值性、恰当性等内在特质，经过教育者透彻的说理阐释及其与受教育者之间有效的沟通互动而产生的，能使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要求发自内心地真正信服、认同并积极践行的非强制性影响力。简单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具有的，能使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要求真诚信服并自觉加以内化和外化的非强制性影响力。

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本质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的有效影响力。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根本体现和衡量标准，就是教育者能否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并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现实中，不一定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有说服力，一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说服力。从根本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有无和强弱，一方面主要取决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否符合受教育者的期望。当然，由于人的思想意识具有主观性、内隐性、复杂性，要考察受教育者是否真诚信服并自觉内化和外化主导意识形态，进而衡量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强弱，需要采用科学细致的方法。

当同一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不同人产生不同的说服教育效果时，如何评价其说服力呢？从理论上讲，说服一个权威者可能比说服十个普通人更难，更需要说服力。因此，判断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强弱，不能只看被说服的受教育者数量，还要看受教育者的人员构成、整体素质及其思想认识的改变程度、发展趋势、持续时间等。总体而言，“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一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持续不断地让更多受教育者真诚信服并自觉遵循，那就说明它是有说服力的。如果一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认同者、响应者寥寥无几，而且长期处于这种状态，那就说明它是缺乏说服力的。

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从结构上看，可以分为目标说服力、内容说服力、主体说服力、方法说服力；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长期说服力和短期说服力；从程度上看，可以分为强说服力和弱说服力；从性质上看，可以分为积极正面的说服力和消极负面的说服力。比如，某些以合法名义开展的或违背客观规律和公理常识，或有意欺瞒民众的宣传教育活动所产生的说服力，就是消极负面的说服力。当然，此类宣传教育活动往往伴随或借助夸大渲染、歪曲隐瞒甚至思想控制等非常手段，其说服力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影响范围也不会很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所要真正追求的说服力，应当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基础上的、积极正面并且广泛长久的说服力。

三 相关概念辨析

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研究课题一贯倍受重视。近年来，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理论界提出并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效性）、针对性、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等相关问题，产生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上述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它们大部分都可以归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研究的范畴，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另一方面，它们各自表征的侧重点又有明显差异。对比和辨析这些相关概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内涵。

（一）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

人类从事一切活动，都包含着对一定目标或效用的追求。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28]。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密切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说服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说服力是有效性（实效性）的根基，有效性（实效性）是说服力的展现。同时，这两者也存在明显区别。如果把有效性（实效性）看作某种结果，那么，说服力就是其根本原因所在。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问题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结果、过程以及要素的有效性（实效性）[29]，其中考察的重点是教育结果（效果）与教育目标相契合的程度及条件。而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研究，主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何让受教育者真诚信服并自觉遵循，它所要揭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预期效果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的达成基础。

（二）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

针对性，即指向、对准特定的人或事物。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准确地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个性特点和所处环境的“一种教育属性”，以求做到“对症下药”和“因材施教”。[30]通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针对或贴近受教育者的思想、个性、需求等实际情况，科学匹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方法、情境等教育要素，在准确把握具体问题的基础上，精准实施教育对策，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本身也具有针对性的特征，即同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不同的受教育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说服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当然，针对性只是说服力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越强，就越能够凝聚广泛共识，越能够降低对针对性策略的依赖，从而达到更普遍的教育效果。

（三）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

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把受教育者的注意力、兴趣、情感、思想观念等“吸引到自己所传播的内容上来的力量”[31]。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产生的关键，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现实性、生动性和渗透力等，能够契合受教育者的相关需求，不断引发受教育者的“关注和兴趣”，并使受教育者能够从中发展认知能力、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等。[32]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强调的是对受教育者注意力和兴趣的吸引，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在各种海量信息不断争夺人们有限注意力的信息化、新媒体时代，没有一定的吸引力，很难让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成为广大受教育者的有效接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当然，如果只是片面追求形式或方法上的标新立异，希望以此引人注目甚至不惜哗众取宠，并不会产生真正的吸引力，还可能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可以分为外在吸引力和内在吸引力两大类别，前者主要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或方法的灵活性、趣味性、适应性等，后者主要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真理性、创新性、实用性等。其中，内在吸引力与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具有较大的关联度，简单来说，有说服力才能有内在吸引力，而内在吸引力也可以助长说服力。

（四）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亲和的含义是“亲近和合”。亲和力就是“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33]。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意味着某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亲和性”的整体特质，并且得到受教育者的喜爱、悦纳和认可。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与教育者素质、受教育者心态、教育内容属性等众多因素有关，其源泉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蕴涵的“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命关切”[34]，并且“主要体现在教育者这个最根本的能动要素上”[35]。与一般意义上的吸引力、影响力相比，“亲和力以尊重、关心、爱护等情感交互为主线”[36]，通常表现为基于情感互动的深层次吸引力和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生成同样需要教育者有人格魅力，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有必要的情感互动，这个环节的正面效果就是所谓的“以情感人”。但是，从根本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主要是通过“以理服人”来实现的，它所彰显的主要是真理和理性的力量。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关键在于“以理服人”，而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关键在于“以情感人”，这是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当然，亲和力对于说服力而言，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有利于说服力的充分发挥。

（五）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与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

“感染力”原指某种病原体传染并引起宿主疾病扩散的能力，后指某种思想感情能够感动或感化他人，并引起他人产生相同思想感情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主要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蕴涵的真、善、美的力量。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是指教育者通过适当的载体、方法和情境，“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真的感召力、善的感化力和美的感通力”，“从而引起受教育者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识，进而激发受教育者行为动力的一种力量”[37]。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生发的主要机理是共情效应基础上的情感共鸣和思想感化，这与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存在相通之处。如前文所述，情感互动和情感共鸣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生发的必要环节之一，但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主要体现为“以理服人”的真理性力量。当然，一切教育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都必然包含情感因素，而不可能只有纯粹的理性因素，“以理服人”同样需要“以情感人”的配合与辅助。因此，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还是其他的情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的“润滑剂”或“催化剂”。

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有效性（实效性）、针对性、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说服力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就像一片片相互关联的拼图板块，能够共同组成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整体图景。在相关文件和论述中，这些概念也经常并列使用。比如，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2019年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要求“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38]。此类表述也反映出相关概念之间存在关联和交叉，同时又各有侧重。系统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说服力在内的相关概念和论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和规律，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