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黄河古为“四渎之宗”，百川之首，它哺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黄河流域城市文明。黄河与黄河流域城市如同血脉与人体一样密不可分。

一方面，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也促进了城市的产生，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黄河与沿岸城市相互依存，互为推行。一方面，黄河哺育了沿岸城市，促进了城市文明的诞生。对河流的控制和利用促进了原始居民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化，为王权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从而推动了城市的产生。黄河造就了广袤的黄土平原，古代先民为求生存，在修筑堤防的过程中，发明了城，促使了在治水过程中的城邦国家的形成。诸侯的大规模筑城活动，筑城技术的飞跃发展，尤其是城郭规划的特点，高台建筑的缘起，土木混合建筑特色的形成，均与黄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另一方面，河流也成为影响着城市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因素。[1]城市“得水而兴，废水而衰”。河流的稳定与繁荣，可以促使跨河城市长盛不衰。只有保持河流的兴盛，才能确保跨河城市充满活力；反之，河道的改变或湮废则会极大地影响城市的发展。黄河是一条世所罕见的多泥沙河流，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黄河又是一条以洪灾频仍、难以驾驭而著名的河流。这主要是由于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河道造成的，加之每年的七八月间往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暴雨高发的季节，因此，黄河下游的洪水决溢泛滥十分频繁。

据统计，从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中，黄河大的改道26次，其中重大的迁徙9次。从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2000年中，计316年有决溢灾害，平均六年半一次；而在1841—1938年的98年中，计52年有黄河决溢，平均两年一次。[2]黄河自1855年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至1938年国民政府花园口扒口，在山东行水83年间，有57年发生决溢灾害。由于水沙俱下，淤塞河渠，良田沙化，生态环境长期难以恢复。黄河泛滥，给黄河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了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孟昭岭说：“黄河又是一条非常有创造力的河流，黄河泥沙中携带有丰富的有机质，每决一次口，等于给土地上了一层肥料，对土壤的改良非常有好处，一年过后，生地就会变成熟地，非常适合耕种，黄河又是悬河，人们能利用它自流灌溉，所以当地人民虽怕黄河但又离不开黄河，每次洪灾过后，人们会重返家园。”

一学术史的梳理

水患对于沿岸城市特别是下游地区城市变迁的影响至深至巨，令人刻骨铭心。对于黄河水患的记载，不绝史书，被灾之省府州县方志及地理、水利著作等都有详细记述。如无名氏《汴梁水灾纪略》，就详细记述了1841年开封黄河大堤决口后的开封水灾情况。其他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靳辅《治水方略》、傅泽洪《行水金鉴》、黎世序《续行水金鉴》、齐召南《水道提纲》、胡渭《禹贡锥指》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再续行水金鉴》等著作，对黄河水患及流域内城市变迁状况等都有比较深入的讨论。

黄河变迁史、黄河志和地方志等方面的著作对水患与下游城市变迁问题都有涉及。史志方面，如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志》（10卷本），沿黄河各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黄河志有《山东省志·黄河志》《河南省志·黄河志》《开封黄河志》《封丘黄河志》等，对黄河各河段水患灾害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述，保留了大量水患资料。黄河史方面，如谭其骧《黄河史论集》和《长水集》、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邹逸麟《千古黄河》、鲁枢元等《黄河史》、陈梧桐等《黄河传》等，都较多地论述了水患及其对下游地区城市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另外，有史念海《河山集》（多卷本），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做了深刻阐述，是研究黄河生态史的重要著作之一。

邹逸麟在《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城市兴衰》等论著中，系统地论证了历史上由黄河决溢泛滥引起的流域内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下游城市所造成的多重影响，是黄河流域城市变迁研究的力作。张新斌《黄河与中国古代城市》，多方面论证了黄河对古代城市产生、发展及其形制与建筑特点所起的关键性影响作用。侯仁之《黄河文化》、朱世光《黄河文化丛书》（住行卷）、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彭安玉《明清苏北水灾研究》等对黄河流域城市变迁及其与黄河的关系都做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马雪琴《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一文，对水患成因及其对下游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下游城市变迁的影响做了阐述；陈隆文《水患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变迁研究——以河南汜水县城为研究对象》一文，用具体实例论证了黄河水患对黄河沿岸城市衰落的影响。其他如张妙弟《开封城与黄河》、李润田等《黄河影响下开封城市的历史演变》、赵明奇《徐州城叠城的特点和成因》等，都较深入地讨论了黄河水患对某一城市沧桑变迁的影响作用。

总之，水患与黄河下游地区城市变迁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总体上看，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整体的研究，研究的视角多集中在水患与环境变迁问题以及水患对城市兴衰变迁的影响，而对于城市变迁问题、水患与城市变迁的互动关系则较少涉及，对于水患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下游城市变迁，也很少论及。至今仍没有一部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著作。

二研究意义

梳理黄河水患与下游城市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黄河水患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下游城市变迁，下游城市的分布、规模、数量、性质和发展状况等是如何变迁的，这些问题都是黄河流域城市史和区域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拓宽黄河流域城市史研究的视野，认识黄河流域城市变迁的规律。明清时期，黄河频繁决口泛滥与改道对黄河下游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黄河流域城市重心东移至运河一线，这是古代城市格局的巨大转变。对于这种转变，需要从黄河流域城市变迁的本身来探讨，这正是我们亟须深入研究而还没有很好地研究的课题。

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当代黄河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可持续发展、防洪减灾等都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明清以来，黄河下游地区水患不断，灾害频仍，生态环境脆弱，城市防洪减灾能力差，致使城市发展失去了外部保障和内部动力，多数城市长期萧条衰落，消极影响久久不能消除。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鉴往知来，也是这一问题研究的初衷。

三基本思路与内容

本书对明清时期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主要是豫东、鲁西、皖北、苏北地区城市变迁问题做了系统研究，四地主要包括明清时期黄河流域下游主要府州县：

兖州府：明兖州府辖4州23县：滋阳、曲阜、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金乡、鱼台、单县、城武、济宁州（嘉祥、巨野、郓城）、东平州（汶上、东阿、平阴、阳谷、寿张）、曹州（曹县、定陶）、沂州（郯城、费县）；清兖州府领10县：滋阳、曲阜、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汶上、阳谷、寿张。

东昌府：明东昌府辖3州15县：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县、清平、冠县、临清州（丘县、馆陶）、高唐州（恩县、夏津、武城）、濮州（范县、观城、朝城）；清东昌府：1州9县：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县、清平、冠县、馆陶、高唐州（恩县）。

曹州府：清曹州府领1州10县：菏泽、单县、巨野、郓城、城武、曹县、定陶、濮州（范县、观城、朝城）；清济宁直隶州领4县：金乡、鱼台、嘉祥。

开封府：辖两州14县：郑州（今郑州）、禹州（今禹州）, 1904年12月，郑州由开封府属下的散州改为直隶州，下辖原属开封府的荥阳、荥泽、汜水3县。其余11县分别为祥符、陈留（今开封陈留镇）、杞县（今杞县）、通许（今通许）、尉氏（今尉氏）、洧川（今尉氏洧川镇）、鄢陵（今鄢陵）、中牟（今中牟）、兰仪（今兰考）、密县（今新密城关镇）、新郑（今新郑）。

归德府：府治商丘（今商丘）。下辖1州8县：睢州（今睢县），商丘、宁陵（今宁陵）、鹿邑（今鹿邑）、夏邑（今夏邑）、永城（今永城）、虞城（今虞城利民镇）、柘城（今柘城），共7县，考城县在乾隆年间属卫辉府，但在光绪元年还属归德府。

陈州府：府治淮宁（今淮阳）。下辖7县：淮宁、商水（今商水）、西华（今西华）、项城（今项城老城镇乡）、沈丘（今沈丘城关镇）、太康（今太康）、扶沟（今扶沟）。

徐州府：治初为直隶州时，领萧、砀山、丰、沛4县。雍正十一年（1733）升为府后，置铜山县，又以邳州来属，加领宿迁、睢宁两县，计共统7县1州。

黄河下游干流流经县域有：垣曲、孟津、济源、孟县、温县、汜水、原武、阳武、延津、封丘、长垣、东明、濮州、观城、范县、寿张、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章丘、齐东、青城、蒲台、利津。

本书主要探讨了黄河下游水患的频率、被灾地域、灾害程度，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情况，对下游城市变迁的多重影响；系统地梳理了黄河水患与下游城市变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包括城址变化、人口变迁、经济兴衰以及城市分布格局的变化、重心的转移、与现代城市的继承关系等；揭示了水患与下游城市变迁的内在关系。

本书从水患研究入手，以城市变迁为主线，围绕黄河水患对下游地区城市变迁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主题，系统地探讨了明清时期在水患频仍、生态环境改变的背景下，下游城市衰落与再生以及格局演变、重心转移的过程及其内在原因。

黄河一方面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一次次地毁灭城市。许多下游城市被深埋地下，许多城市趋于衰落，另有不少城市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一部黄河城市史、黄河文明史、黄河变迁史，就是黄河之水与城市相互作用的历史。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为害之惨烈，环境破坏之严重，城市衰落之迅速，为历朝所罕见。黄河下游城市衰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诸如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主要交通线路改变、战争摧残以及政治中心变化等，其中，黄河水患是主要原因。而水患的形成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又与明清两朝的治黄政策密切相关。两朝政府为确保南北大运河畅通，皆行“挽黄保运”之策，以致逆黄河之性，迫使其走东南由苏北入海，造成河水泛滥不止，以致豫东、苏北地区人民饱尝水患之苦。每次河水决溢，都使两岸城市遭受灭顶之灾，使许多像开封、徐州一样的古城深深地淤没于地面以下，或在洪水之后的生态环境改变中走向衰落。也有许多城市在一次次的毁灭中重新建立起来，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黄河与城市变迁之间的依存关系。

黄河水患及其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加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城市，引起城市的衰落。许多城市的衰落又必然引起整个下游地区城市群地位的下降，城市布局由东西黄河城市带向南北运河城市带转变，城市重心区也随之转到运河沿岸，黄河与运河的兴衰以及运黄关系的变化都直接反映在下游地区城市兴衰的过程中。

本书运用历史地理学、城市史学、灾害史学、生态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梳理了黄河灾害史料，对明清时期的黄河史志、下游省市县的地方志、文编、档案、各类调查资料等做了较为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并运用田野调查法，发掘第一手资料，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借鉴历史地图法，利用河道图、测量图和城址图资料，研究水患、河道变迁、城址迁移等；力求准确反映研究对象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的分布状态与变动趋势，以期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第一章探讨了黄河水文与水患问题。主要梳理了黄河流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论述了黄河水文与水患灾害，重点讨论了黄河水患的特点以及水患与下游城市的互动关系等。

第二章讨论了黄河水患与下游城市形态变迁之间的关系。重点论述了黄河水患对城市的有形破坏。洪水泛滥不仅冲毁城市，水患带来的泥沙埋没城市；沿河城市为避水患，被迫迁移，或旧城残破被迫另建新的城市。水患还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内部布局、城市景观、城市外貌、街道路网等方面的变迁。

第三章梳理了黄河水患与下游城市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主要讨论了水患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城市周边农业生态环境的变迁、下游城市水系环境的变迁和城市交通环境的变迁等。

第四章探讨了黄河水患与下游城市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主要讨论了水患对下游城市经济的影响，如城市人口变化、商业衰落、手工业的衰落、城市发展动力的不足等。

第五章探讨了黄河水患与下游城市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主要梳理了水患影响下城市灾荒问题的发生、社会治安问题的形成以及城市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的变迁等问题。

四主要观点与理论创新

（一）主要观点

黄河水患与下游城市变迁密切相关。黄河孕育了沿岸城市，推动了沿岸城市的不断发展。黄河的流动性、开放性、便利性和持久性给沿岸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信息与人力的支持。然而，频繁的黄河水患又极大地改变了下游城市的面貌和发展进程，或将其掩埋于地下，或迫使其迁移，或破坏其赖以存在的农业经济。明清时期，黄河水患对下游城市变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黄河的决溢泛滥直接冲毁和淤没城市，造成城市人口缓慢增长或负增长，打乱了城市发展进程，使城市趋于衰落。如明代的定陶（今县西北）、鄄城（今县北）、洧川（今河南尉氏西南）、仪封（今兰考东）、荥泽（今郑州市古荥北）、商丘（今县南），清代的考城（今兰考东北）等，都曾因黄河泛滥，城市为洪水破坏，大部分被迫移治。

第二，黄河的决溢改道，改变了城市发展的地理条件，破坏了下游平原的城镇交通，扰乱了水系和运河，造成城市的衰落。如濒临黄河的滑州（今滑县）、黎阳（今浚县）、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等都曾因交通位置的重要而繁荣一时，但也皆因黄河改道南徙趋于衰落。

第三，水患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环境的改变，使明清两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城市布局、规模和重心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运河城市群崛起，黄河流域城市重心东移。黄运之关系影响运河城市的兴衰。1855年的黄河之北徙，多段运河湮废，城市重心再次转移。

（二）创新之处

从深层次上把握了黄河下游城市变迁的原因，说明了下游城市衰落与黄河水患、经济重心转移、政治中心变迁等问题的多重复杂关系；认识了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城市变迁的过程、规律及其走向，深化了城市史、灾害史、黄河史及生态环境史的研究。

[1]王星光、张新斌：《黄河与中国科技文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91—96页。

[2]黄河防洪志编纂委员会等：《黄河防洪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