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笔者在过去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中也曾了解到城市与农村之间公共产品与社会权益的差距、城乡移民在城市空间的边缘化状态，以及制度壁垒对城乡移民阶层跃迁的影响。与此同时，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去揭示以上社会现象与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理论范式紧密相关。户籍制度在我国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并被广泛认可为我国社会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重要制度（陆益龙，2004；Wang，2005；Young，2013）。尽管如此，学者对户籍制度的探讨大多聚焦在其作为最重要的公民身份制度与公民权益实践之间的关联。当代户籍制度发展通常被划分为两个关键阶段：改革开放前时期（1949～1978年）和改革开放后时期（1978年至今）（Solinger，1999；Wang，2005；Young，201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是户籍制度发展的里程碑。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调动所有有利因素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其中户籍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一环。自此，城镇化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释放了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学者们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仅直接造成了国人制度身份的城乡区分，而且建构了社会权益的城乡区分（Chan，1994；Whyte，1996；Knight and Song，1999；Solinger，1999；Chan，2009），并带来了很多衍生的社会问题，比如城乡移民的“污名化”（Yan，2003；Pun，2003；Anagnost，2004；Sun，2009）。于是，在此情境下，农村与城市户籍人口被广泛认为是拥有不同制度身份与社会权益的两个群体。

然而，近年来，无论是制度还是实践都证明城乡二元理论范式不再适用于审视当前城乡移民的社会权益。首先，需看到制度的转变，我们应重视中国主要大城市近年来的户籍改革日趋权益本土化。正如许多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在获得更多经济上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财政和社会责任，因此显得对城乡移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相应福利成本的考量尤为谨慎（Chan and Buckingham，2008；Zhang and Wang，2010）。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了更多关于“制度身份本土化”的实践，包括“居住证制度”与“积分制”的执行（Zhang，2012；Young，2013；Zhang，2018）。很多学者对此保持尤为谨慎的立场，认为“制度身份本土化”在实践中已然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术，可以筛选出那些具有较高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以及物质条件优越的移民，同时又将那些相对较弱势的城乡移民排斥在外（Zhang，2018；Young，2013）。于是，即便这些城乡移民都拥有“农村户籍人口”的制度身份，但他们在城市空间日常生活中实际获取的权益有可能不尽相同。在当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下，以上经验观察则成为学界探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富裕实现等重要议题的突破口之一。

事实上，这些关于实践的挑战并非我国社会独有，海外学界也对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的制度身份以及附属社会权益有广泛讨论，并积淀了丰硕成果。自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确定了制度身份的经典理论范式以来（Marshall，1963），这个议题已然成为一个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一些定义制度身份的要素被广泛应用，比如“成员资格”（membership）（Goldman and Perry，2009：3）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权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社会成员资格与权益不再受限于马歇尔所提出的制度身份经典范式，而通常与目标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息息相关。比如，学界将“身份”的研究拓展到多个群体之间的各种实践，并尤其关注社会权益的实际分配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Isin，2002；Lazar，2008；Holston，2009a）。受这些研究的启发，本书认为成员资格与权益确定的“身份”逐渐发展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地户籍制度与其他移民政策定义的制度身份与相关权益；二是城乡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获取的权益。这一认识论指导着本研究的后续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于是，本书讨论的内容集中在城乡移民在城市空间的制度身份、社会权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其次，城乡移民群体的变化是开展本研究的另一动机。首先，由于中国飞速的城镇化，城乡移民的规模随之不断扩大。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个百分点。[4]除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城乡移民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比2019年减少517万人）以外，这一群体的规模基本每年都有增加。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世界城市化前景》[5]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数量一直在快速稳步增长，尤其在2011年，城市居民首次历史性地超过了农村居民。城乡移民规模的显著增长在移民政策上也有所反映。自2010年以来，中国主要大城市都展开了主导权益本土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移民人才的竞争，执行了许多地方权益实践的试点政策，比如“居住证制度”“积分制”“人才计划”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制度身份与附属的社会权益本土化特征逐渐显现。

再次，除了规模的增加，城乡移民内生异质性也越发明显。他们的禀赋、从事的职业、就业方式等发生显著变化，用单一的城乡二元制度身份或是“农民工”去界定这一群体似乎不太合理。关于城乡移民的内生异质性，学界有大量的文献聚焦在其代际差异上。比如，第一代移民的迁徙动机主要是收入驱使，正所谓“离土不离乡”，而新生代城乡移民则更多期待获取专业技能和职业升迁、个人发展机会（Chan and Selden，2014）。与此同时，与父母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劳动权益不公正的情况通常会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不仅会表达不满，而且会采取要求合理工资和更好福利的行动（Leung and Pun，2009；Chan，2011；Chan and Selden，2014）。此外，与城乡移民被污名化为“素质低”或“文化低”的刻板印象不同，《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城乡移民中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显著提高，这些禀赋上的差异都提醒着学者们与政策制定者们需要重新审视城乡移民群体的特征以及当下相关政策与实践。此外，除了代际差异，这一群体开始显现更多内生异质性。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建议复函中提到城乡移民内生异质性对统计工作的挑战，并提到需随着社会发展及时完善“农民工”的定义。尽管城乡移民（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较大比例，[6]仍然存在刻板印象将他们等同于“蓝领工人”，但事实上，2022年的数据已经证实在服务业从业的城乡移民人数超过了工业就业的人数，且他们的职业也越发多样化，包括大量的自雇人员、灵活就业者、社交媒体上的主播以及电商从业者。因此，国家统计局认为用“农民工”这个关联行业类型的概念去界定城乡移民在当前全国统计工作中显然是一个巨大挑战。[7]以上内容不断提醒着笔者在探索当前中国社会制度身份以及权益实践的课题前，需要考虑城乡移民群体的内生异质性这一重要因素。

以上列举的这些因素成为这个研究课题的起点，并使得本研究分析内容不断聚焦，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整个研究的理论框架。过往的研究经验以及对已有研究的了解，丰富了笔者对中国社会城乡移民制度身份与权益现状的敏感性，从而鼓励笔者进一步探索其在城乡移民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基于此认识论，本研究最终选择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主要方法路径。虽然扎根理论不要求研究者采用任何已有的理论框架来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课题的执行可以放任自流。在遵循扎根理论方法学家们（Patton，2002；Padgett，2004；Bowen，2006；Bryant，2017）关于“敏感概念”（sensitising conceptions）在扎根理论研究里的应用，笔者也梳理了一些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敏感概念”，以丰富对本课题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了解，增强在田野调查阶段的敏感度（sensitivites）以及质性研究的严谨性（rigour）。首先，作为一项以城乡移民社会权益为对象的研究，本书首先探讨了学界有关城乡移民研究的主要分析视角，包括属下阶层理论研究、“素质”理论研究、空间理论研究、劳工研究，以及有关差异化身份权利的研究思路。这些理论范式均在数据收集和分析、理论构建阶段给笔者提供了启发性的视角。其次，作为定义城乡移民制度身份的政策依据，笔者还将展示与分析目标城市的户籍制度与移民政策。以上内容将在随后的章节中逐一展开。

除了笔者对现有理论或概念的敏感性以外，研究问题也是课题数据收集与分析的重要指南。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目标城市的城乡移民青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其成员资格与社会权益？基于此，笔者拓展出几个子问题：（1）当地户籍制度与移民政策是如何定义制度身份与相关权益的？（2）城乡移民青年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城市权益的？（3）社区内其他主体如何对待城乡移民青年？（4）城乡移民青年的权益实践是否呈现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