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产权改革启动和储备未来三波中高速增长

人口相对萎缩，导致总需求的较快收缩、生产过剩和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在人均GDP没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高速增长缩短了10～15年。人口持续萎缩引起的总需求长时间持续萎缩，是未来经济长期下行压力的最重要来源。因此，想方设法激发活力、盘活存量、寻求动能、稳住资金、增加产出，推进GDP增长；同时企业增加就业，创业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民间消费需求，并通过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扩大企业投资需求；使国民经济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积极平衡增加的同时，实现中高速增长，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

1.以土地产权改革启动第四波经济高速增长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将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扭转为上行，都是通过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实现的。从目前可以将经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重大举措选项看，唯有产权改革可以启动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通过创新体制和人口体制的改革，不仅可以启动第四次经济上行，储备2027年前后和2037年前后的第五波和第六波经济上行，还可以使未来30年中，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先中高速后中速增长的水平上。这一波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农村和城市中土地产权改革的内容是：其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土地资产公有制。最终所有权方面，城镇土地国有和农村及城郊土地集体所有不变。其二，设置土地使用财产权为自然人和法人拥有，确权并颁发使用财产权证。其三，土地使用财产权可以转让、抵押、出租、入股和继承。其四，除非在极特殊情况下国家行使最终所有权外，土地使用财产权无期限限制。其五，土地不论国有或集体最终所有，其使用财产权，不论为自然人或者法人所有，也不论为公有法人或私有法人所有，一律平等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公平交易，政府制定规则，收取有关交易环节的税收。其六，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是土地国有和集体最终所有以及国家委托政府管理的一种体现。

具体的改革举措是：其一，停止对村民无偿供给宅基地，目前承包和使用的耕地、林地、宅地等基本不变，新生和婚姻进入人口不增，去世和出村人口不减，耕地、林地、宅地可以继承。其二，将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简单化，耕地承包剩余时间自动转变为无期限制，对承包地三权分离改革设想进行再调整，只有土地使用财产权才能抵押、出让、入股和出租，鼓励农民以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单独入股、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等方式实现土地流转集中和规模化经营。其三，废止集体所有土地只有通过政府征用为国有才能进入用地市场的规定，集体所有性质的土地可以同价同权公平地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其四，改革目前土地行政性垄断市场体制，废除由政府组织招拍挂进行的土地出让交易；形成城乡统一的各层次土地交易市场，符合规划的土地供需信息自由挂拍，由无数个供需双方自动撮合定价交易；也可由双方谈判协议定价交易，或者以入股和出租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五，开征房地产税，扭转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政府相当比例收入来自土地，而工业化和城市结束后土地财政枯竭的局面。开征的依据是，居住则需要当地政府提供服务，服务则需要税收。

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的深入改革，获得和释放未来特别稀缺的最强劲新动能，以此为主启动国民经济新一轮有可能接近高速度的上行增长。

（1）吸引、稳定和扩大民间资金和投资，扩大发展空间和发掘新领域，推动经济增长。有恒产则有恒心，有明确使用财产权和无使用期限的城乡土地，加上对使用财产权的严格保护，改革使土地资源形成吸收资金等要素的海绵，将对社会和民间投资形成巨大的吸收空间。可以稳定住向境外过度转移的资金，吸收相当部分无处投资的民间资金，从战略上疏解人民币汇率下行的资金外流压力，改变投资者和全球对中国经济低迷的判断，使人民币坚挺具有中国经济向好的基础。

土地产权改革，盘活和扩大可利用土地资源，增加和扩大投资领域，增加国民经济产出，同时也增加农民财产性和产出性收入，以扩大投资需求和农民需求，填补人口相对收缩、传统制造业过剩和城市化滞后造成的需求不足。而且，允许农村土地平等和公平地进入建设市场，取消使用年限制，消除垄断市场、增加土地供应、农地入股方式供地等，可以大大降低制造业的土地成本，并避免土地到期财产产权需要重置的巨额成本风险。

中国有40多亿亩盐碱、滩涂、废弃、四荒、沙漠等未利用土地，其中8亿～10亿亩，用现在的生物、物理、化学等技术，以滴管、引水、保水等方式，完全可以改造成为可利用的耕地、林地、湿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经济成本不高。过去和目前，对改造盐碱地等财政支出不少。但是，许多是利用关系接项目，工程又转包，最后钱被骗取，土地却没有改造好。如果换一种方式，通过出台标准和政府监管，投资者按标准改造，验收后土地使用财产权归其所有，确权发证，再配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指标，并可以建设农用设施、加工厂和住宅等。仅改造未利用土地的市场，便有40万亿～50万亿元的规模，将会调动大量的民间资金进入，将一部分在境外投资农场的资金吸引回中国，既形成投资需求，增加粮食、蔬菜瓜果、林下特产、养殖畜禽、旅游休闲等物质和服务产品，又形成供给，还能给复转军人、转岗职工、大中专学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

农村宅地和耕地撂荒，荒野未利用土地没有资金进入改造，林地和湿地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开发和利用，无法交易，没有价值。农村宅地耕地林地确认使用财产产权，以市场经济方式优化配置，土地价值将会提高，将使撂荒的耕地、闲置的宅地、经营保护不力的林地、水土流失的荒山秃岭、垃圾覆盖的四荒土地、闲散的其他建设用地等资源，能够吸引城市民间资金下乡。农村资产可抵押融资，通过资金撬动、加大投入，使耕地林地逐步流转集中、规模优化经营，建设乡村旅游、乡村生态健康养老、乡间墅舍，深化农产品加工、从事林下经济、发展生态养殖，使农村的综合生产力得到整合和释放，补齐农村经济增长动能较弱的短板。

只要资金有新的投入领域，就会扭转投资增长速度低迷的格局，并可以增加新的物质和服务供给，在扩大需求与增加产出的平衡过程中，良性地推动国民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地增长。

（2）将城乡土地僵尸资产通过交易盘活升值带来新的GDP。过去的城乡土地体制是城镇行政垄断的土地出让与大量投入的货币相结合，在推高房地价的同时，也创造了巨额的城市GDP。继续维持这种机制，会更加挤压实体经济，房地产经济泡沫也终有一天会破裂。而城市和农村中的一些房地产，因为市场行政管制，却成了没有价值的僵尸资产，资金无法投入，资源无法盘活。如城市中工业废弃地、停产破产工厂厂地、疗养院、培训中心、老人住宅等，均因使用财产权不能灵活交易，年限制使民间资金不能投资盘活，不能作为职工改革创业的资产，以房抵押养老有年期长短和到期风险而不能开展。如果能明确使用财产权，永久使用，放开准入，使用永久使用财产权抵押，则城乡这些僵尸资产皆可盘活，引导资金流入，并且使央行投放的促进增长货币流有去处，通过资产可交易、可优化配置而形成另一波新的GDP，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土地使用财产权改革可以与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等配套进行，盘活总体改革一盘棋。第一，进行去产能、提效率的国有企业改革，变政府财政出钱安置为产权改革创业实现转岗，实现资产保障。明确国有企业法人土地使用财产权，取消年限制，企业拥有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可在竞争性的土地市场上挂牌交易转让，可以股份化转让给战略投资者，可以转让给企业经营层和员工，也可以通过职工持股改革而股份化。通过此项改革，许多需要进行去产能改革的煤炭、林业、农场、盐厂、其他矿业等资源性国有企业以让出废弃工矿地、林地、农地、盐碱地的方式，给职工一定的土地使用财产权，鼓励他们自己创业，或者以土地使用财产权合作创业，在创造财富、发展经济中实现转岗。第二，通过土地财产使用权改革，推进行政机构及行政性事业、行政性群团协会、国有企业副业的机构精简、人员分流和副业剥离，以及提高行政事业和国企效率的改革。其实，城市的政府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协会、国有企业中，有许多办公楼、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车队车辆场、后勤基地、会议楼、体育场馆、展览馆、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利用率低甚至闲置的僵尸资产；财政和国企需要维持其运转花费巨大；而且这些机构通过设年检、评估、验审等事项，向企业和居民收费，降低行政效率，提高办事成本，增加企业和居民负担；国有企业的副业还要侵蚀主业而养人，导致一些主业利润很薄、亏损很大、负债率很高，许多主业被副业拖垮。因此，可以将这些机构和副业的土地等资产股权转让一部分，甚至全部转让给员工，鼓励一部分行政人员转岗，以资产进行创业；尽可能地鼓励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变以财政赎买转岗为以资产转岗职工；群团和社会组织以资产为基础，尽量压缩规模，与财政拨款脱钩，变成服务社会、经费自理的组织；国有企业副业的员工，如上所述，尽可能地变政府出钱为转资产，以鼓励创业转岗，实现就业和保障。

（4）使城市化潜力人口能够通过土地交易转让或者持有资产产权方式，退出农村和农业具体的生产经营，并有土地财产性收益，有创业和购租居住的经济能力进入城市，配合对农村进城人员放开户籍管制、提供公共服务、逐步供应廉租房、完善多元的社会保障等改革，再次推动市民化的城市化。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城市化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发生了农村人口退不出农村农业和没能市民化地进入城市的问题。[15]上文分析也说明，错过城市化人口在农村和农业中的堆积越来越多，其结果既影响了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效率，又导致中国这种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不一样的城市化，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损失和乏力。而未来人口增长率客观性地下降，特别是强制计划生育过度减少新增人口，使得城市化潜力人口规模收缩。也就是说，未来农村人口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趋于疲软。在这种局面下，更要珍惜农村现存的城市化潜力人口，扩大能够城市化的人口，以及再也不能错过这些城市化潜力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窗口期。城市化是不等人的。因此，要尽快推动农村土地产权体制改革，要尽快放开户籍管制制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要合力尽快对进城的农民工家庭提供教育等公平的公共服务，要在目前社保体系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社会保障，要严格保护进城农民在故乡的土地产权，从生产资料性的土地保障变成经营资产性的土地保障。通过这些体制改革的配套推进，启动能够市民化的新型城市化，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农村资产通过产权改革盘活，城市民间资金进入农村和农业，扩大投资和增加产出，降低实业土地价格和租金等成本，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启动，会使综合劳动生产率提高，每年会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的GDP。

（5）启动土地使用财产权改革，还可以促进开征房地产税、以房以地养老等改革的稳定和顺利推进。中国目前税制中，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从流转环节征收，税负80%由企业承担，而所得和财产等性质的直接税比例很低，结果使得实体经济成本高，房地产持续涨价得不到抑制，住宅等财富两极分化，房租食利阶层扩大，大量城镇居住区要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但是没有稳定和主要的收入来源。要根治这些问题，房地产税不得不开征。但是，一是向租客承租的不是其本人有所有权的，而是有租期的财产，其征收财产税性质的房地产税，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二是租客已经向政府一次性缴纳了规定使用期限中的租金，即土地出让金，如果在没有产权的让渡情况下，开征房地产税，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双重征税。因此，城乡土地财产使用权的确权改革，一定要与开征房地产税同步进行，即用让渡土地财产永久使用权，换取对房地产的征税权。

中国的另一大问题是未来养老金的巨额缺口。特别是农村中错过城市化的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养老如果由财政全部包起来，规模太大，肯定会破产。土地是他们的保障，并且将生产资料性质的土地保障，变成资产可经营可抵押可交易性质的土地，是未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降低整个社会养老成本、筑起农村老人生活安全的重要资产基础。以房以地养老，不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和较为靠谱的补充。然而，目前农村土地产权不清，不能变现，城镇住宅年期制，房屋价格按年期价格不一，银行到期产权失效，需要申请补交出让金，风险很大，使得农村和城镇的房地产无法反向抵押养老。因此，农村和城镇土地使用财产权确权发证，能够抵押交易，废除年期制，使用永久化，是补充中国未来养老金严重不足缺口的一个体制基石。

上述土地产权体制改革，在促进国民经济上行和健康增长方面的作用在于：首先，做强中国经济，提振未来预期，改善对外漏损，助力经济增长。将流向国外的民间资金，通过恒久化产权，加上严格保护，辅之以放开和扩大可投资领域，吸引回中国，减少对外资金和投资的漏损，在大的格局下稳定人民币汇率，守住外汇储备，降低制造业土地成本，减轻国内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成本压力，提振中国经济预期，增加国内经济增长动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成本高也是国内产业和资金向外转移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通过土地产权创新这样大力度的改革，使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大，经济增长上行增长，价格水平宽松，就可以转移一部分税负，可缓解企业成本过大的压力。从而使减税费与土地产权改革之间，在各自的力度和时间先后等方面可以相互配合，为深化其他体制改革、稳定和改善经济赢得时间和空间。

其次，推进以供给侧产权结构创新的大力度改革，挖掘、扩大和提振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中国目前主要的矛盾是总需求不足，是生产过剩，是传统的工业化因人口提前老化而提前结束。现有的传统的一些措施，已经无法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使其爆发式增长。而使农村僵尸和半管制的土地资产化和盘活，使土地资产增值，能够交易和抵押，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这一次是用土地产权改革来增加农民的财富，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后，城市资金能够流入，特别是有上述广阔的其他领域资金能够流入，扩大投资需求。替补人口下行萎缩和错过城市化人口堆积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再与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质量提升、增效降耗结合，才能在供给与需求平衡、需求对供给拉动的基础上，保持国民经济有一个中高速的增长。

最后，缩小财富和收入城乡差距，奠定共同富裕的体制基础。实际上，中国基尼系数大的原因，60%来源于城乡居民间财富和收入的差距。通过这样的改革，除了耕地资产的规模集中外，再通过房地产税等措施防止房产等资产的集中，使城市土地住宅价格稳定和降低一些，使农民的宅地耕地林地变为有价值的资产，并且价格能提高一些；农民和进城农民工除了农业和务工收入外，还有土地资产的财产性收益，农民的收入水平通过土地产权改革提高一些；城镇中依靠多套房囤积财富和出租获利的人群规模减少一些，农民在城镇居住的成本降低一些，可居住廉租房，城镇中住宅的价格再低一些，农民买得起房；等等。中国共同富裕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年将地主的土地赎买较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民。其农民的产权是清晰确定的，后来是可交易的。因此，农民的土地不仅是生产和居住资产，而且是有价值资产。他们可以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可以入股获得收益，可以买卖获得交易收入，用来创业和到城市中买房。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50～60年代，到20世纪末，其基尼系数很低，重要原因是农村土地产权清晰、可交易和有土地财产性收入，城乡居民间财富和收入的差距不大。不改革土地产权体制，不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不消除形成农民与市民间财富和收入差距的体制因素，总是想用财政去补贴，总是想政府花大力气建设新农村，总是想以政府的力量推进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村，是一种传统社会思维定式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1978年以来通过三次突破性改革将经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经验看，2018年大力度推进激发活力、牵动全局、聚合动能的土地产权改革，形成经济增长爆发式的推动力，如图7所示，将会先启动一个“J形”上行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形成一个到2027年左右的新一轮的“S形”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

图7 2018年启动土地产权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趋势

2.知识产权等创新体制方面的突破性改革

前面已述，任何一项重大改革的动力作用不会一劳永逸，其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动能都是递减的。假如2018～2027年的国民经济增长是一个从开始上行到下行见底的10年周期，则需要在2028年用一批颠覆性技术创新引发产业革命，在2028年左右启动中国另一波的国民经济上行。否则，国民经济还是要受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和人口老年化的内在影响，继续在2%左右的增长率水平上低迷。而从即期看，日益增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也会对未来10年下行压力很大的国民经济起到速度替补支撑作用。这一波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第一方队，奠定雄厚的教育、人才和科技实力基础，使中国成为富裕而又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国家。

（1）要推进知识产权改革及其保护制度。

第一，职务发明知识产权确定比例和发放权证。由于中国大量的技术研发，存在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中心，大量用于写学术论文、评职称和评院士等，闲置率高达95%以上。应当有国务院条例或者法律规定，财政和企业拨款、职务发明的技术专利，应当划定下限不低于40%、最高不超过80%的范围，将此范围界定为研发人员的权利。除了统一的技术专利证书外，对职务发明人拥有的知识产权比例也要确权发证，并有交易、出租、抵押、入股和继承等权利。非国有企业研发中心的职务发明产权归属，可由企业自己确定，也可以照此办理。

第二，建立全球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巡回法院和法庭，考虑中国技术进步对于中国产业创新、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增强竞争力越来越重要，要改变目前对侵犯知识产权司法打击软弱无力的状况，大幅度提高入罪量刑的等级，严厉打击盗仿技术和假冒产品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追究侵犯知识产权地方领导的责任，给技术发明、试验和产品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如果不以最严厉的制度和措施保护发明创新，鼓励发明创造、储备颠覆性技术、蓄产业革命之势，支撑和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都会成为幻想。

（2）除了现有的市场外，要继续推动开放性知识产权及技术项目交易市场的完善。

第一，强制国有单位的专利和其他技术项目向社会开放。所有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中心的技术，都必须向社会开放。其专利、非专利技术、试验项目等，都可以出租、合股、交易等，因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国有企业研发中心的技术发明通病为追求完美、实用性差、成本高而无法市场化，可以由购买者购买后继续研发、试验、中试和产品化。

第二，职务知识产权可以部分交易。职务发明研发人员，可以向单位谈判转让知识产权的比例部分，也有权向个人、法人协议转让和在市场上挂牌交易自己所拥有比例的知识产权。单位不得阻拦。

第三，倾国家之精力和政策，各部委协同，支持民间组建一个技术交易和转化的电子平台。以互联网思维方式，开创技术交易和转化的新方式，整合科技部、人社部、外专局、工商局、工信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研发中心、各类海外同学会、各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等有关信息，组建国家技术、项目、人才供给和技术需求，连接硅谷、以色列等创新区域，参与者有创意者、技术人员、投资者、银行、并购者、企业、产业园、研发机构、会计师、律师、学者、政府官员等，内容包括信息、路演、评估、交易、支付、众筹和其他融资等线上平台和线下基地。也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国有企业研发平台等，进入此技术交易和转化电子平台，形成研发平台租赁市场，强制并鼓励以市场的方式向社会有偿开放。

（3）技术创新的分配激励一定要到位。

第一，一定要按贡献分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研发人员，与党政后勤工作人员一起工作，科研经费下达后，往往是一起分配；就是一些专项科研项目，或者项目组内不分党政、研发、辅助等平均分配，或者真正研发者由于职务职级低下而无分配的知识产权署名权和分配的话语权。因此，研发应当严格考核项目、制定指标、分清主次，更多地采取按结果分配，主要贡献者要多分多得。

第二，按照知识产权比例分配。单位知识产权出租交易入股等，职务发明人有权利分配和拥有知识产权中自己的知识比例部分。这样也促进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技术项目的可实现、实用化、经济性，使研发技术能够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

第三，以激励智力和创新结果为导向管理科研人员和经费支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人员，不能简单比照党政人员进行管理。学术技术研究上，要破除权威、解放思想、地位平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允许胡思乱想，才能有奇思妙想。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投入和支出重在成果。应当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分期按照科研成果完成情况拨付，最好的办法是对已有的重大的突破性的成果实行采购奖励制。用管理党政经费的办法来管理科研经费，结果大多是不出高质量研发成果的“愚蠢”方式。

第四，研发人员个人所得税率从45%下调到25%。一些研发人员由于年收入额较大，按照目前45%的税率，个人所得几乎一半要被征收。这既造成创新收入达到一定数额，科研人员继续创新创造价值的动力减弱，特别不利于一些重大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也造成如此高税率下的各类避税，国家财政也受到一定损失。因此，个人所得税率最高档应下调20个百分点。

（4）切实形成和完善科技创新融资体系。

技术发明到新技术产业化，需要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科技信贷、股权投资、并购投资和资本市场各环节相扣的融资链条。从中国的问题看，由于银行业过于垄断，中间非银行信托等机构和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及集资等国有、混合和黑市融资市场并存，国民经济房地产化和高利贷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一夜暴富和赚快钱的心理和投资行为。除了互联网旅游、移动出行、网络销售、物流仓储运输等所谓市值高、上市迅速、投资周期快、短期回报高的新经济外[16]，各类投资者和借贷者都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周期长、硬技术和重资产的新经济。因此，真正要建设对中国工业2025战略有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融资体系，最需推进的三项行动和改革如下。

第一，大的融资环境上坚决抑制和浇灭炒房地产和全民高利贷虚火。需要进一步通过土地产权和市场改革，尽快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用金融准入放开疏导和严厉打击黑市放高利贷的组合，浇灭房地产投资利大和国民经济高利贷化的虚火，破除金融垄断、中间体制倒贷、民间地下放高利贷的局面，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流向硬技术和重资产的产业升级和产业革命领域。

第二，创新融资的产业政策导向。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科技信贷、股权投资、并购投资和企业上市等方面，对于硬技术、重资产、回收期长、互联网+产业升级与软技术、轻资产、回收期短、短期市值量大、互联网+虚拟产业等产业，在政府扶持、企业税费、投资者税收、上市标准等方面，应制定和采取一般和鼓励的差别性政策，引导投资向硬技术、重资产、产业创新方面流动。

第三，少量专业性中等规模科技信贷银行必不可少。许多科技创业者要融资产业化和扩大规模，但不愿意通过各种形式股权的投资稀释其产权，而一般的信贷不能识别技术方面的专业风险，于是形成了专门的科技信贷。如硅谷银行这样给创新项目和企业贷款的银行，需要有技术、财务和信贷等不同的人才，需要与技术和财务复合型的风险投资“投贷联动”，需要贷款有“比例认股权证、上市（并购或者资本市场融资）溢价变现”的特殊性，业务经营范围是一个狭小和细分的专业市场领域，市场需求的规模并不大，关键是总体上其为科技创新融资链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这样重要的专业性银行，虽然学者们一直在呼吁和建议，却始终没有得到银监会的理解和支持。而在后来的改革中，又将其泛化和变种，如所谓的各个银行都在搞科技支行，编造科技信贷数额，其实与硅谷银行的信贷完全完全不同；还有允许许多银行搞所谓的“投贷联动、科技信贷”，一是这些银行从事了不少旧业务，并不专注做硅谷模式的信贷，经营模式走样；二是如果这些信贷机构真的都发展起来，规模太小的专业化市场根本没有如此多的业务需求，造成科技信贷机构的泡沫化。因此，政府应准入硅谷类科技信贷银行，最多在全国设置三家为宜，补上中国科技创新融资体系链上的信贷环节。

通过上述一系列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创新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形成研发创新的活力和动力，强有力推动大量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竞相涌现、突破和相互交融，引发群体性的重大技术变革，并与各种商业创新模式相融合，成为产业变革最重要的技术方向，推动产业发展技术路线的更替和相关领域革命性的变革，在2028年左右，形成一批颠覆性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将土地等产权改革动能边际递减后的经济增长下行再次推向上行，形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波经济中高速增长。

3.人口体制改革助推远期经济中速增长

人口体制包括现行生育决策、户籍流动、居民城乡权利平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移民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条例等规定、秩序和监管等。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根据20年前人口增长率影响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定理，实施改革使人口计划生育向自主生育转变，有利于在2037年左右的远期，迎来一波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局面；从经济增长的即期看，每年新生育的人口，会扩大边际消费，从动态看，也会逐步积累人口扩大消费需求的规模；而土地产权改革的配合，使农民能够从农村和农业中通过市场经济方式退出，并有土地财产性收入为基础经济能力进入城市。废除现行的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各方面权利平等化，提供公平的教育等公共服务，安排合适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农村中积累了错过城市化人口，也会在一定规模上重启市民化的城市化，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长动力。

（1）改革人口生育管理及征费体制。应当尽快从2018年彻底放开生育行政管制，转向自主生育体制，生育人口多少不再需要政府行政批准，由家庭自行决策；取消计划生育与就学、就业、户籍、婚姻、地方政绩考核等各方面的挂钩体制；宽容未婚生育，尽快改革有关法律，放宽对弃儿、孤儿、无力抚养幼儿和儿童的领养限制。计划生育系统的职能从过去的人口生育管制，转变为人口生育服务；从政府行政体制，逐步过渡改革为社会组织。2018年废除社会抚养费征收；以前超生未缴的停止追缴，已缴计划生育抚养费的超生无户籍人口，应当无条件登记为中国合法人口；放开生育后，应严厉禁止一些地方计生和民政等部门擅自向新婚夫妇和居民家庭强制收取二胎或者多胎生育承诺保证金。

（2）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降低生育抚养成本，整治生育饮食、环境污染等问题，适当放宽移民人口。

第一，鼓励生育政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不应实施鼓励生育政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正因为过去造成了“人口坑”，需要由政府主动出台鼓励的政策，加以回填；鼓励不等于强制，需要由国家出台政策，引导和营造利于多生育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些政策有：减免多生育人口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严禁单位辞退怀孕和哺乳期女职员，并不得克扣工资；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到幼儿及学前，并实行国家食宿义务托儿制；改革教育体制，放开教育竞争，精简学校非教育人员，提高教育效率，降低教育成本；城镇中的廉租房向多生育家庭倾斜。

第二，提升民族生育能力，为生育营造各方面环境。适当限制含草甘膦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示；监管食品农药、化肥、添加剂等残留，保证食品安全；进行外部环境整治，对家庭有害装修进行提示和监管，防止雾霾、不洁水、有害化学物挥发辐射等对生育形成不利影响。改变目前育龄妇女不孕率高和男子精液合格率低的状况，综合提高中国家庭的生育能力。

第三，适当放宽和放开移民。实行差别化的移民人口政策，适当允许东南亚及东北亚国家和地区青年，特别是青年妇女人口迁入；放开和鼓励国外华人取得中国国籍；放开国外知识技术人口的移民，适当允许留学生毕业后在中国工作和居住，并在适当时候获得中国国籍。

（3）改革人口户籍迁移、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体制，推进农村人口能够市民化的城市化。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讨论了农村人口因土地体制僵化而不能退出农村和农业，以及缺乏经济能力进入城市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改革建议。这里要探讨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体制，使农村人口不能真正进入城市而成为市民的问题。

第一，以身份管理为主，逐步减少户籍管理，最后弱化甚至取消。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越早越好，改革的方向不是以居住证方式为过渡，而是一步从户籍辖区管理向身份辖区居住管理转变。

第二，取消各种户籍城乡和辖区歧视。居住买房、出行买车、孩子就学、子女高考等，不再以户籍为限，而以各地情况为限，如限购应当以家庭在全国范围内不超过规定数量为限，否则会成为限制人口迁移的新障碍。

第三，提供城乡人口公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对新进入城镇的人口提供公平的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务，改变目前收入最低的农民进城人口却支付比城镇居民成本还高的教育和居住等生活开支问题。解决农民工人口社会保障的地区转移和地点变动的接续等问题，通过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其社会保障的参保率，包括形成通过进城不收地的方式给其在未来留出以土地资产养老的机制。

人口生育、移民和迁移流动体制的改革，短期和中期有利于增加和积累消费人口，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经济主力人口，促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增加新进城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从扩大消费需求和增加供给两个方面平衡地推动和支撑经济增长速度；而从2015年开始的二孩政策及2018年放开和鼓励生育的人口增长，将在2037年左右，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六波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

如此，中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以改革和创新等重大措施，在阶段上部署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顺应规律，改善局面，在远期内形成如图8所示的，第一阶段力争通过产权等大力度的改革，启动“J形”增长发端，实现新一轮平均6.5%中高速的“S形”国民经济增长；再通过创新体制改革，2026年左右开始由颠覆性技术产业化形成第二阶段平均5.5%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通过2018年的人口生育体制改革和生育鼓励政策的出台，期望能有一波人口恢复性增长，在2037年左右开始，形成第三阶段4.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

图8 第四、第五、第六次启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模拟

这样的体制改革安排与累积的增长活力和动能，可以使中国在与美国和印度等大国的经济竞争中，跨越经济发展的陷阱，立于不败之地，圆满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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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2]王耀中、陈洁：《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3]2002年以来，韩国GDP增长除在2010年曾经达到10.16%外，其他年份增长速度均低于8%。

[4]1997年以来，中国台湾地区的GDP增长除在2010年曾经达到8.9%外，其他年份增长速度均低于8%。

[5]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

[6]错过城市化人口，指农村中在年轻能够城市化时，由于城乡户籍分割和迁移管制未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口，包括因城市对其不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和因没有土地财产性收入及城市房价太高而经济能力不足，未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口。城市化是不等人的，文中图1所示的工业化前期高生育率和人口高增长率时形成的巨额城市化潜力人口，许多不能进入城市，或者进入城市后没能成为市民。年轻时出村进城务工，年老时出城回村，没有能够及时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成为农村中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因此，一些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人口迁移管制和设置障碍的国家，可能工业化结束时，城市化的水平要比人口自由迁移和对人口迁移提供帮助的国家低得多。

[7]城市化潜力人口，指农村中年龄在中老年以下，还有可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口。但如文中图1所示，由于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的下降，再加上指导性或者强制性计划生育使新增人口过度收缩，城市化潜力人口规模相对或者绝对下降。加之农村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和自愿错过城市化人口，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8]林毅夫、玛雅：《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构建》，《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9]周天勇：《收入流程扭曲与经济增速下行》，《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50期。

[10]按军情观察网整理的国内有关数据计算，并已缩小，参见《中国贪官4.8万亿美元在海外存款，斯诺登曝光》，http：//www.jqgc.com/jmda/41567. shtml。

[11]刘世锦：《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

[12]林毅夫：《中国还能以8%的速度再增长20年》，《经济研究信息》2011年第11期。

[13]贾康、苏京春：《新供给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15。

[14]《王一鸣：使创新成为发展驱动力》，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 com.cn/n/2015/0413/c40531-26833818.html。

[15]周天勇、王元地：《繁荣的轮回——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逻辑解释》，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第198～245页。

[16]当然，笔者并不是说，这种“互联网+软技术和轻资产”的经济没有必要，其对国民经济信息对称、降低成本、创造就业、提升制造等，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