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6年，忽必烈决定在漠南地区建立一个固定的驻所，怎么选、选哪里成为了摆在他前面的难题。身边能人异士多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不通晓阴阳八卦和地舆之学的刘秉忠就被选中了，进行占卜选址。
刘秉忠作为成功大家，他的占卜和选择无疑为开平城的选址增添了神秘而重要的色彩。具体手法不知、详情不知，唯一确定的是，最终选定了金桓州东、滦河北之龙岗。
这个位置北接蒙古本土，南控中原，是游牧与农耕的接壤地带，不论刘秉忠为人怎样，最起码他的眼光很不错，这也侧面说明了忽必烈看人很准。
就这样，地理位置优越，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且自然环境优越的龙岗，被定为都城的唯一地址。
既然地址选定了，紧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随着忽必烈下令开始修筑开平城，无数的能工巧匠开始涌入到这里，有劲儿的使劲，有活儿的干活。
建造历时数年，从无到有、从零到整，凝聚无数工匠心血和鲜血的开平城建成了。这座城的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宫殿宏伟壮丽，街道宽敞整洁，正好契合忽必烈的潜在要求：“城墙要厚、宫殿要大、街道要宽、布局要好”。
同时作为漠南的固定驻所，开平城的真实意义还不在于此。作为漠南地区的政治权利中心，还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核心所在，前可以衔接蒙古本土，后可以与中原腹地保持紧密联系，进可以扼住各族的交流要道，退可以把控漠南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平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表彰其地位与贡献，忽必烈决定将开平府升级为上都。
上都的升级标志着元朝政治中心的南移，也体现了忽必烈对于中原文化的重视与接纳。在后来的历史中，上都成为了元朝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为元朝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后来蒙哥汗亲征川蜀，猝死钓鱼城，给忽必烈东山再起带来曙光。
忽必烈正是凭借金莲川幕府臣僚以及东道诸王、木华黎五投下以及汉族世族，在与其弟阿里不孙角逐蒙古汗位时胜出，开启了忽必烈时代。
金莲川地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引发了蒙哥汗的猜忌。忽必烈势力的壮大，威望不断提升，这在蒙古传统贵族眼中，无疑对蒙哥汗的权威地位是种潜在的威胁。
本来，蒙哥汗对于忽必烈的表现还很认可，但耐不住“枕边风”的厉害，有人告发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偷用国库钱财和擅收税赋，树立自己的势力。
蒙哥汗勃然大怒，他严厉地说道：“此等行径，实乃大不敬！国库乃国家之根本，税赋乃百姓之血汗，岂容尔等私自挪用，中饱私囊！忽必烈身为皇室血脉，本应恪守本分，辅佐君王，却背道而驰，树立个人势力，实乃不忠不义。本汗，岂能坐视不管！今日必须严查此事，若有确凿证据，定将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1257年，蒙哥汗接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病，让他留在家中休息，改任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间接地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
蒙哥汗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并且派出亲信阿蓝答儿、脱因、刘太平等人到陕西、河南等地大规模钩考京兆、河南财赋钱谷出入，调查忽必烈的“不法”行为，罗织罪名，打击忽必烈幕府人员。
忽必烈手下赵璧、廉希宪、商挺等人都受到追查。两难的境地，成为了摆在忽必烈面前的难题，解决吧？势必要起冲突，不解决吧？自己能忍得了这口气，手下的人忍不了啊。
忽必烈面对蒙哥汗的指责和怀疑，心中的确充满了气愤和委屈。但忽必烈毕竟是政治家和未来的统治者，他的气度和胆识并不是凡人能比。正处于权力旋涡中的他太冒尖了，甚至于盖过了蒙哥的风头，这时被质疑和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冲动和对抗只会加剧矛盾，不利于大局的稳定”，于是他召集亲信商讨对策，寻求妥善解决之道。正当忽必烈在思慕怎么办才好时，谋士姚枢的建议一下子让忽必烈站在了阳谋制高点，“将妻子、儿女送到汗廷作人质”。初时，忽必烈还没有读懂这一阳谋的深意，“以表忠心，表明自己绝无异志”这一点拨如晴天霹雳、雨后春笋一样，将猜忌之心化解得一无所有。
这就是任命儒家谋士的好处，他总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杀”，这一下难题被推到了蒙哥身上，留还需要管饭、管安全、管娱乐，管提供情绪价值，不留正遂了忽必烈的意，将“质疑与不质疑”这一难题摆在了明面上。
姚枢的建议颇有点“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意，不仅明智，而且务实。从侧面提醒了忽必烈要冷静和克制，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时过早暴露自己。尤其是他深知，忽必烈与蒙哥之间关系的复杂，既是君臣又是兄弟，看似有鸿沟，实则打断骨头连着筋，一个把握不准就可能引发两方的不满，因此处理起来需要格外谨慎。
最终，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主动将家人送往蒙哥处。十二月的寒风凛冽，但草原上的气氛却异常热烈。忽必烈在也可迭烈孙地方觐见了宪宗蒙哥，此次的会面打着商讨国家大事的名义，却处处都体现着肃杀的氛围，可以看做是两位蒙古帝国领导者的交锋，也可被视为新老权贵的较量。
蒙哥看到忽必烈遵旨而来，态度诚恳，心中的怒火逐渐平息，开始转怒为喜。蒙哥眼神坚定，语气威严，开门见山地说：“弟弟，如今南宋朝廷昏庸无能，百姓民不聊生，正是我们南下的大好时机。你对此有何看法？”
忽必烈听后，沉思片刻，然后恭敬地回答道：“陛下所言极是。南宋的确是我们统一中原的绊脚石，但进攻宋朝也非易事，需要精心筹划，方能确保胜利。”
蒙哥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接着问：“那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筹划这次进攻？”
忽必烈深吸了一口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分路进攻，一路直取襄阳，一路则进攻江淮地区，分散宋军的兵力。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联盟，共同对抗南宋。”
蒙哥听后，眼睛一亮，他拍了拍忽必烈的肩膀，赞赏道：“弟弟的想法果然周全。那么，你认为何时进军最为合适？”
忽必烈略一思忖，回答道：“我认为进军的时间应定于明年，即戊午年。这样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蒙哥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说：“好，那就按照你的建议来办。你回去后，立即着手准备进军事宜，务必确保此次进攻能够取得成功。”
忽必烈恭敬地应承下来，他知道这次会面意义重大，也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朝会之后，蒙哥两次亲自为忽必烈斟酒，忽必烈则拜退如礼，兄弟相见泪眼汪汪，一番倾诉后，在忽必烈一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表态后，蒙哥终于消除疑虑，特别是忽必烈的一句“我的妻子和儿女还在这里，我怎么会反，他们可都是咱们家的血脉”。表达了彼此间的深厚情谊和和解的意愿。
真是听者伤心、闻者流泪，蒙哥毕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面对自己的亲弟媳、亲侄子、侄女们动了手足之情，下令停止钩考。忽必烈也是个明礼的人，懂得礼尚往来的道理，也答应撤消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自己派出的官员，一场潜在的政治风暴得以平息。
返回后忽必烈的内心还在后怕，自古帝王无情，“伴君如伴虎”，杀伐只在一念间，这场较量也成功地燃起了忽必烈想当“皇帝”的心。同时，在这段时间，忽必烈也积累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丰富的治国经验，使得他对汉地文化、儒家谋略、治国制度等有了更为坚定的信念，这为他日后推行汉化、革新政治的决心注入了全新的强心剂，为他迈向更高的权力巅峰筑牢了根基。
尽管，这次的交锋中是蒙哥占优，忽必烈不仅遭受了信任危机，同时还受到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通过这件事，忽必烈与蒙哥间的隐患矛盾被成功化解了，吃了一记暗亏的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退就是进”。同时，忽必烈也深刻认识到权力这把双刃剑的性质，在追求此道过程中不仅仅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还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避免一步错、步步错对策情况发生。就这样，两位蒙古帝国的领导者在这次会面中达成了共识。
虽然，为了表忠心的忽必烈无奈之下被动解除了自己总领漠南军国重事权力，似乎对忽必烈打击不小，但实则这都是旁观者的视角。
作为当事人的他“潜龙勿用”，在更坚定地积累实力，等待时机。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蒙哥汗亲征川蜀，猝死钓鱼城，给忽必烈东山再起带来曙光。（这是后话了）
忽必烈正是凭借金莲川幕府臣僚以及东道诸王、木华黎五投下（所谓是指除去木华黎部外，有两个是成吉思汗的外戚，另外两支是兀鲁兀族与忙兀族，这些都是骁勇善战的部族））以及汉族世族，在与其弟阿里不孙角逐蒙古汗位时胜出，开启了忽必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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